莫雄的公文箱，“铁桶计划”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带下庐山。
“铁桶计划”
牯岭军事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甚至连《蒋介石年谱》中也没有具体提到这次会议，只粗略记载，在1934年9月20日之后的秋天，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与杨永泰等人离开庐山去武汉视察。
牯岭军事会议的具体日期很难查实，莫雄口述回忆录时已是几十年后，他对时间的记忆也有些模糊：“1934年10月初（一说9月下旬），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不过，会议传达的“铁桶计划”给莫雄带来了极大震撼，因而对其内容记忆深刻。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蓝色的“极机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
除了前文所述150公里半径的包围圈外，蒋介石还有详尽、狠毒的最后决战计划：一俟包围圈完成，各“围剿”部队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1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莫雄深知其中利害，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他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
已是掌灯时分，莫雄一进司令部大门，就传令召集司令部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开会。这几个人，无一例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哑佛，这时的身份是赣北第四行署专署主任秘书；“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是卢志英、情报参谋是项与年，都是莫雄在上海时直接接触的中共地下党员。
原来，蒋介石在给莫雄签发委任状的时候，为表示信任，还让杨永泰给了他行署和司令部的两份空白组织表以及三千元大洋，任由他自己找人“搭班子”。
此举正合莫雄之意。他表面上还冲杨永泰发牢骚：“让我当两个官，可是一个人也不给我。我在南昌一个人也没有，要找得到上海去找。”杨永泰自是满口应允。
莫雄回到上海，马上联系了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上海地下党组织依计而行。据莫雄回忆，他的赣北第四行署和保安司令部里，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了十几人。由于年代久远，他只记得接触时间较久、关系密切的几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个国民党行政和军事体制内的机构，事实上主要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
中共隐蔽战线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过无数传奇，但是像赣北第四行署、“剿共”保安司令部这样，几乎核心岗位都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完全掌控“剿共”的情况，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地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莫雄被特邀出席牯岭军事会议，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剿共”得力。殊不知，那些“捷报”是莫雄和红军演的“双簧”。
结果就是，牯岭军事会议散会当晚，“铁桶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手中。
在保安司令部办公室，莫雄把文件交给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细看。从他们当时的反应，也看出这个计划的可怕。“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莫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随后，这份“铁桶计划”被紧急送往中央苏区的党中央。
《莫雄回忆录》中关于送情报的说法是：“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
莫雄没有亲自参与送情报，这段回忆写得很简单。实际上，那是另一番惊险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