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张育民在南昌开设西医诊所，作为中央特科与莫雄的秘密联络站。
堡垒重围中的中央苏区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本次“围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等十省和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权力极大。
也正是在这前后，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十分信赖李德，将军事大权交给了李德。李德指挥的特点，是拘泥于教条，并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据当时给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1933年9月至11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瑞金北边的要地黎川鏖战，由于死守黎川，致使黎川失守，后多次战斗未能收回。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失利。
同年11月，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迅即抽调“围剿”部队讨伐第十九路军，后者在1934年1月被击败。随后，蒋介石调整“围剿”部署，卷土重来。
这一次，蒋介石有了一位德国“高参”。前全德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上将受邀来华，正式担任了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
传统的说法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将苏区红军置于死地的堡垒战决策，主要出自赛克特的建议。当时正在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遥控指挥的王明是这样认为，直接指挥红军作战的李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这么回忆，包括斯诺、索尔兹伯里等一大批外国记者在著作中也是这样写。
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就特意加注了这样几句话：“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不过，此说被很多历史研究者否定。
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就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文指出：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被毛泽东“点名”的原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岳，后来也曾专门撰文《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回忆此事。
“堡垒政策”要求国民党军“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据国民党当时资料中的统计，从1933年开始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碉堡总数即达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铁桶阵”。
且不说蒋介石政府的“堡垒政策”是不是出自德国人赛克特，在红军这方面，另一个德国人李德，必须要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负主要责任。
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此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博古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李德更是用军事教条主义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
“堡垒政策”的目标几乎就要实现了。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最后“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网，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
庐山军事会议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信心满满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在场的200多名国民党将领个个摩拳擦掌，唯有一人，外表慷慨激昂，心底却为红军的命运焦急万分。他就是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