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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纪念碑。
最后一次谈判
9月18日下午,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林久治郎与荣臻就中村事件展开会谈。时任东北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济川回忆:“因事机秘密,林久治郎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开始,荣臻曾想让关玉衡出面对质,但一提起关玉衡,林久治郎的态度就极其恶劣凶狠。荣臻只好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拿出来,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荣臻将从中村身上搜出的军用地图等证物亮出,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李济川记得,林久治郎看到这些物证时,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后,林久治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我们的军人也很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谈判顿时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气地转身而出,临走还威胁说:“中日友好关系的破裂,我不能负责。”
不过,据关玉衡回忆,林久治郎后来又返回了长官公署,重新谈判。即便已经看到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返回谈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强硬地提出了四项条件,并且,每一项条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内容: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臻阅毕四项条件,称“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至此结束。
18日当天,荣臻甚至还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关玉衡:“关于对您的处理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李香甫当时在场,对关玉衡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
话没说完,就有宪兵进来报告说,早上见到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日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时,不管是李香甫,还是关玉衡,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布告和近几天日军的种种表现一样,都是故意麻痹国民政府而已。
两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满面微笑,对记者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
然而,重光葵的声明不过24小时,林久治郎和荣臻的最后一次谈判后不过几个小时,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个多月内全境沦陷。而关玉衡留在东北的亲人和东北百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惨遭日军蹂躏。
值得庆幸的是,9月20日拂晓,关玉衡乔装打扮,顺利躲过了日军的搜捕,乘火车抵达北平。为抗击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1932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战斗在抵抗伪军的前线。1936年,关玉衡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陕西省横山县县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我党联系密切。因为他的爱国抗日行动,周恩来曾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亲日分子何应钦等人后来竟指责关玉衡,说什么处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网络上依然有类似的言论:“中村事件如果处理妥当了,‘九一八’事变是否就不会发生?”殊不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早已说过,关东军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开始策划“九一八”事变。侵略者早就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所谓的“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战争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时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经过去了86年,在当年事件的发生地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中村事件展览馆正在筹建。即将建成的展览馆,记录着中村事件的前前后后,也记录着关玉衡和中华民族的众多热血儿女一起,不屈不挠抵抗日寇14年的历程。它更警示我们,莫忘历史,时刻铭记曾经弱国的耻辱外交,铭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