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纪念碑。
最后一次谈判
9月18日下午，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林久治郎与荣臻就中村事件展开会谈。时任东北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济川回忆：“因事机秘密，林久治郎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开始，荣臻曾想让关玉衡出面对质，但一提起关玉衡，林久治郎的态度就极其恶劣凶狠。荣臻只好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拿出来，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荣臻将从中村身上搜出的军用地图等证物亮出，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李济川记得，林久治郎看到这些物证时，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后，林久治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我们的军人也很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谈判顿时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气地转身而出，临走还威胁说：“中日友好关系的破裂，我不能负责。”
不过，据关玉衡回忆，林久治郎后来又返回了长官公署，重新谈判。即便已经看到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返回谈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强硬地提出了四项条件，并且，每一项条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内容：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臻阅毕四项条件，称“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至此结束。
18日当天，荣臻甚至还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关玉衡：“关于对您的处理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李香甫当时在场，对关玉衡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
话没说完，就有宪兵进来报告说，早上见到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日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时，不管是李香甫，还是关玉衡，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布告和近几天日军的种种表现一样，都是故意麻痹国民政府而已。
两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满面微笑，对记者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
然而，重光葵的声明不过24小时，林久治郎和荣臻的最后一次谈判后不过几个小时，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个多月内全境沦陷。而关玉衡留在东北的亲人和东北百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惨遭日军蹂躏。
值得庆幸的是，9月20日拂晓，关玉衡乔装打扮，顺利躲过了日军的搜捕，乘火车抵达北平。为抗击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1932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战斗在抵抗伪军的前线。1936年，关玉衡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陕西省横山县县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我党联系密切。因为他的爱国抗日行动，周恩来曾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亲日分子何应钦等人后来竟指责关玉衡，说什么处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网络上依然有类似的言论：“中村事件如果处理妥当了，‘九一八’事变是否就不会发生？”殊不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早已说过，关东军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开始策划“九一八”事变。侵略者早就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所谓的“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战争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时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经过去了86年，在当年事件的发生地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中村事件展览馆正在筹建。即将建成的展览馆，记录着中村事件的前前后后，也记录着关玉衡和中华民族的众多热血儿女一起，不屈不挠抵抗日寇14年的历程。它更警示我们，莫忘历史，时刻铭记曾经弱国的耻辱外交，铭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