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衡
证据
董平舆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从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屯垦三团的士兵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到了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若干份、详细的调查笔记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等。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一行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况校改地图。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这么详细的资料，当时的兴安区官方都掌握不了。”史志专家、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史地方志局前局长冯学忠告诉记者。
简单查阅这些证据，董平舆内心已经断定中村等人就是间谍，但此时并无审讯记录，证据也需要时间整理。他思索一下，一边悄悄派人去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礼貌地对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
董平舆当然不是真的为中村一行的安危担心，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中村几人估计也看出了他的用意，并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被扣留了下来。
6月26日凌晨，得知消息的关玉衡二话没说，连夜赶回了团部。把董平舆呈上来的证据翻译成中文后，关玉衡发现，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中，头一篇就交待了他的真实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他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陆军大尉！此外，笔记里不仅写着中村在日本东京出发送行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比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
身份既已确认，关玉衡开始对中村等人进行正式审讯。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中村依然不认账。关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忆：“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级。中村自抬身份，又强调已经“退役”，无非是想推卸日军的罪责，同时吓唬中国军人。关玉衡当然不会被所谓的“大佐”身份吓到，这个性情豪爽刚直的东北汉子，17岁投笔从戎，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摸爬滚打过。
见一时撬不开中村的嘴，关玉衡便先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随即承认，自己是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陆军大尉，所带的地图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国人叫米罗阔夫，会日语，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
从中村所带的种种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来看，事实再清晰不过，中村的军人身份确凿，获取军事情报的证据摆在眼前，毫无疑问，他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事间谍。
既然如此，中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和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甚至按照中国的法令与国际惯例处决国外间谍，本应是完全正当的行为。然而，此时的关玉衡，却只觉得眼前的四个人太棘手了。他很清楚，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如果放了中村一行，无异于放虎归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报必然被日军掌握，并且，日方很可能还会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军人无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但凡走漏风声，日本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同样不容乐观。
如何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间谍案件？关玉衡决定在全团召集连级以上人员开会，集思广益，征询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