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
张富清转业初期，按照国家政策，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
1961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共度时艰，国家开始精简人员。
此时，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供销社归他分管。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铁饭碗”。
“我又没出问题，没犯错误，为什么拿我开刀？”一开始，孙玉兰想不通。
“执行党的政策，不从自己做起，怎么落实？”张富清劝说妻子，“你下去了，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
妻子“下岗”了，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
1955年至1962年，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两儿两女，家庭负担本来就重，少了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曾喜欢抽点烟、喝点酒的张富清，全都戒了。
1963年，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孩子们下午放学，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
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
他开导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但更是党的干部，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儿子很理解，到林场住在茅棚，种地、植树，一干就是几年。
“人，要靠自己。如果考不上学，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不说重话，但他的以身作则，就是威严。
今天，这个家的家风依然。
他的4个孩子，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当上了干部或职工，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按照他的“规定”，此次各路记者采访，除了小儿子张健全，其他子女、孙辈都不能露面。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很满足”
张富清的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有吃的不吃，有用的不用”。
他说：“我不是留恋过去，而是要有个满足。”
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牺牲的战友。采访时，他说：“和牺牲的战友比，我还活着，吃的住的都好，我很满足。”
多年来，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每月工资发下来，先交党费，再买生活必需品，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再紧张，决不超支。
然而，也有一次例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病危。手捧着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除了任务重、路途远外，就是缺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几乎没有余钱。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
当时，买不起布，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儿子张健全回忆：“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含氮量’的字样。”
张富清也一样，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1978年暑假期间，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晒辣椒挣钱，攒了9块多，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也是从那时起，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
在三胡时，他全家住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床，“挤哒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挤在一起），门勉强能打开，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下雨时再搬到屋里。
后来生活好了，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逢年过节，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到饭店聚餐，他总是先约法三章，规定钱数，不许铺张。
如今，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当年的同事，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一楼租给了商户，环境嘈杂，他依然觉得挺好。
除了生病去医院，他从不坐出租车。他说，来凤县城小，到哪儿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