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近代化历程（一）
张云
中国军队近代化，就其总体发展阶段而论，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895年清廷小站练兵到1924年国共合作、黄埔建军；后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从严格意义上讲，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王朝建立后，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八旗兵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近三个世纪。然而，作为封建没落政权的工具，八旗、绿营随着封建制度的沉沦衰败而日趋解体。19世纪以后，八旗兵已成为名存实亡的"寄生集团"，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兵自乾嘉开始，也迅速走向衰朽。在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清军的腐败无能，有事则临阵溃逃，无事则虚糜粮饷。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50余万军队，"遇敌辄糜"，溃不成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60年代初叶开始，在洋务派"求强"、"求富"呼声推动下，清政府曾对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聘用外国军事教官，购买洋枪洋炮，推行西洋操典等等。但由于清军积重难返，收效甚微，尤其其建制仍保持绿营的组织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这种表面的局部"西化"，虽然为尔后的军队近代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很快地在实践中碰了壁。
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一役，参战的中国陆军不堪一击，号称"北洋精华"的海军也全军覆灭。堂堂天朝大国，居然败于东瀛弹丸小国。失败的苦果，撞击着人们的心窗。那种昏聩愚蠢的"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虚妄自尊，以及纲常名教等封建陈腐教条所筑起的樊篱，再次遭到重创。朝野上下，"修明武备"的呼声日亮。许多中外臣工，纷纷提出"筹饷练兵为急务"。清朝最高统治者也从这次战争中看到了日人"专用西法制胜"之道，决定"仿照西法添设新军"。于是"北洋则有新建陆军，南洋则有自强军，是为创练新军之始"。
1895年3月，原广东按察使胡燏棻奉命"主练兵"。初屯马厂，旋因营房不足，改在天津之南七十里的小站，招募壮丁，建成十个营，号"定武军"。这就是"小站练兵"之始。同年10月，胡燏棻奉调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事由袁世凯接任。袁上马伊始，首先拟定《练兵要则》、《营制》、《饷章》、《聘请洋员合同》等，并对"定武军"加以整顿，在原十营、4750人的基础上，扩充至70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据胡？？奏折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事实也正是这样。从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兵器等，基本上模仿德国，可以说是全盘西化，与19世纪60年代的所谓"洋式"编练，已不可同日而语。以此为起点，中国军队的全面近代化迈开了第一步。
与此同时，1895年夏秋间，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从卫队、扩军等营中选拔士兵2600余人，成立"自强军"；接着又从江苏、安徽等地招募"土著乡民"，"续练二千数百人"。"自强军"编练之初，"一切营制及部伍人数，悉照德国章程"。后又聘请日本教习，仿照日本军制进行编练。
然而，"新建陆军"和"自强军"的建立，对于全国军队的建设，并未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法编练军队，是义和团运动以后。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唱起当年维新派的"调子"，"下调求言"，同意"变法"，把裁汰旧军、扩编新军、实行兵制改革，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01年，清政府决定改革武科制度，宣布永远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并下令裁去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十分之二、三，在原有各营中精选士兵，成立常备、续备、巡警等军。1903年，清政府为改革兵制，淘汰旧军，设立练兵处，总理全国练兵事务；各省并设督练处，督练本省练兵事务。1904年，清政府正式规定军制，将新练之军队，规定为常备军、练备军、后备军三等；同时，规定了招募应征的条件以及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制度。1905年，清政府制定建军计划，准备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师），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额设官兵12512人，并根据各省人力物力和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程度，进行分配，限年编练完成。至辛亥革命前夕，已编成十三镇（一说十四镇），其中袁世凯所控制的六镇，担任拱卫京师和驻防京畿的任务，操"居中驭外之势"，形成了实力最强的北洋军阀武装集团。
辛亥革命后，这支反动军队成了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复辟帝制的主要工具。此后，部队的兵器有所更新，编制有所扩展，但在共和制度风起云涌的年代里，这支军队的腐朽反动本质愈来愈暴露无遗。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迅速分化为直、皖、奉等派系，争斗角逐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把中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也使其自身迅速走上了崩溃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军队近代化前期，奠基于湔务运动之时，开始于甲午战争之际，发展于义和团运动之后，而倒退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远比辛亥革命深刻得多的历史变动。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序幕，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载入史册。循着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变革潮流，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入了又一新时期。
1924年5月5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沙岛正式建立军官学校。这是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创举。该校一反过去之遗风，以孙中山"创立革命军，挽救革命危亡"为目的，"以黄埔学生为骨干"，训练一支革命劲旅为目标，并"仿俄国"，采用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很快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并先后设立了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等分校。至1927年3月，军校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其中第一至第四期比业的学生，达4981人。他们中间大多数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在巩固广东革命政府的历史战斗中，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黄埔军校所开创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是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突破，在近代军队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27年春夏之交，大革命失败。在而后22年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出现和形成了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在黄埔建军的基础上，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国民党军队 自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至1949年退出大陆，作为全国执政党，它始终把整顿和建设军队的工作，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从本质上讲，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活动，是清末军队近代化的延续和深化。
国民党军队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国民党政府成立伊始，即把整顿当时多达两百万的臃肿军队、统一军令事项作为当务之急。1927年4至5月间，颁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的职能；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裁并军队，裁撤非紧要的军事机关，整顿兵站；10月，军委会决定军队编制案，审定全国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三师制。这些工作，为全国陆军整编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下令改组陆军中央机关，重建指挥系统，并颁布了一系列陆军规章制度。次年1月，又召开编遣会议，制订陆军编制方案，但由于军阀混战而未能付诸实施。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击败国民党内部其他各派系军阀后，全面开展了陆军建设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进一步调整陆军的中央指挥系统，规范陆军的编制及其行政制度、后勤供给制度、军事教育制度等。1933年6月，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役法，改中国传统的封建募兵制为征兵制，实现了中国兵役的近代化。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筹建和整顿了装甲兵、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种，筹设了步、炮、工、骑及辎重兵等军事学校。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拟定于1936至1938年三年中调整60个师作为甲种常备兵师和乙种预备役师。并向西方购置了大量先进武器，调换部队装备，划一武器种类，改革训练方法，充实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陆军近代化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海空建设。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后，除清未遗留下来的几艘舰船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海军几乎没有发展。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下设四个舰队。此后，海军部曾提出造舰60万吨的方案，并向德、英等国购买舰艇，整顿海防、江防要塞。至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达62800吨。
中国空军起步较晚。辛亥革命后，第一批飞机才进入中国领空。1914年，袁世凯曾出动飞机镇压白朗起义。1911年11月，北洋政府虽设立了航空事务处，统管全国航空行政，但空军仍隶属于陆军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才作为一支独立的军种，与陆军分开。1928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改组为航空署，隶属于军政部，管理全国军民用航空事务。1934年5月，又改航空署为航空委员会，建立航空队，设置空军总站，购买飞机，开辟机场，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员。至杭战爆发，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000余人，机场262处。当然，国民党海、空军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逊色于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海军的总吨位，在抗战前仅为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但是，同陆军一样，国民党海、空军建设，都大大超越前辈，进入了地主，资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全盛时期。
毋庸讳言，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民族战争中起过必要的作用，给日本侵略军以应有打击，究其原因，接受近代化熏陶，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环节之一。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统治者利令智昏，在美国支持下，疯狂扩军备战，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军事独裁，进而挑起全面内战。然而时仅三年，这支拥有美式武器装备的400多万庞大军队，同它的政权一起，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2、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生死搏斗中诞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中心的各地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开创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新阶段，成立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从此，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至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军队的建设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下半年至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初步发展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把秋收起义部队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改编中，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同时规定部队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待遇平等。"这次改编，为把我军建设成为新型无产阶级军队初步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朱德、陈毅领导了类似"三湾改编"的"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对南昌起义余部进行了整顿。这两次整编，保证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以及基耸原则，使红军的指导思想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实践证明，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纲领性文件。在正确的建军思想指导下，人民军队从1927年创建至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已尼发展到30万人。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干扰，革命力量蒙受很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通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至此，陕北红军主力不足三万人，坚持斗争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仅一万多人。但这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精华，是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本骨干。
第二阶段：从1937年9月至抗战胜利，这是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阶段。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2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酷烈的民族战争中，人民军队一面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一面坚决执行党的精兵简政、整顿三风、统一领导、发展生产、拥政爱民等项工作任务，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等原则，边打边建，迅速发展壮大。经过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已发展到127万人。与此同时，在十年内战时期初步形成的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毛泽东建军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三阶段：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人民军人的跳跃式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军队继续贯彻毛泽东建军思想、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开展了以诉苦三碍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运动，开展了立功运动和团结互助运动，大大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加了部队战斗力。为了适应战后的新形势，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初期，即从整顿军队的编制体制入手，调整了各战略区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现了由分散的游击军、游击战到集中的正规军、正规战的战略转变。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质的飞跃，从而在编制体制上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军队的距离。面临着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在不到三年的时是里，人民军队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人民军队迈向了现代化建设的征途。这是历史筛选的结果。
中国军队近代化历程（二）
张云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模仿世界各先进国家军队的建设，使两者逐渐接近的过程。这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内容丰富而繁复的问题。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武器装备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显着标志，是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清军入主中原后，以骑射为根本，基本使用刀矛弓箭，长期处于以冷兵器为主的状况。鸦片战争后，随着欧风美雨的吹洒，一方面外国先进武器被引进中国，另一方面国内兵工厂开始仿造部分新式武器。热兵器开始替代冷兵器，逐渐成为清军武器装备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后，管式前装的马步枪及长短炸炮，替代了落后的中国管状火器。80年代后，后装连发枪炮，包括马克沁、哈乞开斯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开始输入中国，国内兵工厂也进行仿制。辛亥革命前一年，首次输入飞机。这一时期，冷热兵器消长的速度很快，冷兵器淘汰已势在必行。但其时中国军队仍处于冷热兵器共存的状态，国内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不仅滑膛枪、鸟枪和来复枪、机关枪、后膛大炮一起使用，就连弓箭和戈矛也还在继续使用。在同一次部队检阅中，步枪与弓箭的瞄准射击，同样要受到测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当时西方日新月异的武器生产影响下，极为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更新，其中陆军装备的发展最为显著，在一般步兵改换全新的轻重武器基础上，建立了各快速机动的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从拥有"卡登劳埃特"小型机枪战车，到"维克斯"炮战车、"维克斯"两栖坦克。炮兵旅、团则装备了新式"卜福斯"山炮、"三八式"、"克虏伯式"、"七七式"野炮，"十五生"榴弹炮等。对工兵、通讯兵、交通兵等其他特种兵种也进行整训，向国外购买大批新式武器装备，逐步更替陈旧装备。海、空军的发展也较可观。海军在抗战胜利前夕除拥有一般舰艇外，新增美式驱逐舰、驱潜舰、扫雷舰，英制巡洋舰、狩猎级驱逐舰，以及潜艇、巡戈快艇等。空军在抗战中得到美苏援助，增加了苏式驱逐机、美式B－25、P－40、F－5I等新式飞机。可以这样说，国民党军队实现了从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完成了武器装备上的更新换代工作。
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属另一种类型，由于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人民军队在几乎没有军事工业的情况下，其主要武器还是鸟枪、步枪，乃至长矛梭标；而具有部分近代化程度的武器装备，一般不是自己制造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歌词，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2、组织体制 军队的组织体制，是国家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营制饷章、各军兵种的构成，以及领导机关和指挥系统的编制等。在营制方面，清末新军一开始"系专仿德国章程"，"俱照德国营制"。一军中设左右两翼，左翼有步兵二营，炮兵一营；右翼有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另设工程营。旋即以镇为单位，镇以下设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尔后的师、旅、团、营、标，每标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马兵一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炮兵一标，每标三营，每营三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工程兵一营，每营四队，每队三排。一般情况下，镇设统制，协称协统，标为标统，营谓管带，队有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副目。一镇中还设参谋官、执事官、执法官、军需、军械、军医、马医、司号、司记长、司事生、司书生等官佐。这种营制，完全以西方军队为蓝本，有利于军队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
在军兵种构成方面，旧式军队一般以骑、步兵为主炮兵、工程兵混杂其间，形成职责不明。分工不细的状况。新军实行整编后，即仿照西方军队的编制创立了炮队、工程队。炮队中又有重炮、快炮和后勤等三种编制；工程兵则分设桥梁、要塞、修械、测绘、布雷、电报等类型、到国民政府时期，已形成了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队体制，各军兵种的分工更为精细。海军下属各舰队、各要塞、各陆战队等；空军则有战斗、轰炸、运输机组之分；陆军除步兵而外，更有装甲兵、铁道兵、运输兵、通讯兵、辎重兵。卫生兵；而装甲兵中又分战车、摩托车、装甲汽车、高射炮等种类，炮兵还分重山炮、轻山炮。由于分工明确，使军队日趋专业化，以利发挥协同作战的效能。
在领导机关和指挥系统方面，清末新军与旧式清军相比，机构较齐全，分工较细密。原湘淮军的领导机构主要是营务处（类似而后的参谋机构）、粮台（类似而后的后勤机构）。新军虽沿用营务处的名称，但分工较细，内中有执法营务、稽查营务、督操营务、参谋营务等处，以及教习处（后改为样务局）、粮饷处（局）、军械处（局）、转运局，军医局等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更非新军所比。其军政最高机关为军事委员会，"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对各省行政机关在执行与军事有关事务时，还负有"指挥监察之权"。
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凡作战之陆、海、空军，均归总司令指挥统辖；未加入作战各军，由军委会直辖"。1928年11月，国民政府根据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三机构模式，设立军政部、参谋本部和训练总监部；以军政部掌理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训练总监部掌管全国军队及军事学校教育、训练和国民教育。次年又设立军事参议院，作为军事最高咨询机关。上述机构虽以后有所变动，但仍大同小异。由于各机构专司其职，保证了整个国家军事机器的正常运行。这种专业化的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较好地适应了近代化多兵种训练和作战的要求。
3、选兵任将 人是军队的主要成分，选兵任将的好坏，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因此，组织成员的选优汰弱，是军队近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新军编练之初，对选拔士兵就有严格规定，年龄一般在16岁至22岁不等。少数人可放宽到26岁；体格一般规定身高按官裁尺为4尺8寸以上，南方人躯体较小，酌减2寸，膂力须平举一百斤以上，每小时能步行20里以上；德行规定凡吸食鸦片和犯有事案者不收，"断不可以游惰之人滥竽充数"；并规定士兵来历必须土著，均有家属，应募时须报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相当于后来的个人现实表现及家庭社会关系，对文化程度也有明文规定，以能否识字作为选兵的一个条件，甚至规定发放饷章时，对那些精通文字的士兵稍加优待，以鼓励学习文化。这些选兵制度，大部取法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条例、在选任各级军官方面，新建陆军同旧式军队更迥然不同。过去湘淮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姗语姗笑"，瞧不起军事学校的毕业生。而新军则规定各级军官应以军事学堂出身的人充任，无近代军事知识的人，则不被重用；对于旧存官弁，必须切实甄别，以能粗识文字、虚心学习军事知识者为合格。国民政府对所任军官，要求则更严。规定：对于初级干部之造就，一般由中央军官学校培养；各军兵种专科人才的培养，由军兵种专科学校教育；高等统帅教育与参谋业务之增进，则设陆军大学以深造之；特种军事人才，由特种军事学校以分别种类教育；对于行伍出身之初级军官，则于中央军校及各分校设军官训练班，施以补习教育；对于服役较久之中级军官，则于军校内设高等教育班，施以深化教育。对所任各级军官，或晋升，或转任，均规定要通过甄别、考核。考核分品行、学术、体格、才能、服务五个项目。所谓学术，即指其本科学问、学历与现职相符的能力。总之，选兵任将的这些规定，对提高部队素质，作用甚大。
4、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是军队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和组织体制的改革，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在军队中日益受到青睐，创办军事学校的任务被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1883年，李鸿章曾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1885年又创办北洋武备学堂，这种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在国内既属首创。又为独家经营。甲午战争后，这种局面即被打破，各类武备学堂和速成性质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起来。其中广东水师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和稍后成立的保定军官学堂，以及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测绘等各类专科学堂和电信信号学队等，为军队培养了各级各类将才。与此同时，又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英、法、德、奥、日本等国学习军事。截至1908年，仅赴日学习陆军的就"已不下一千余人"。当时创办军事学堂，派留学生学习军事，几乎形成潮流。到国民政府时期，军事学校无论在门类上，还是在数量、质量上，都较清末有很大发展。除接收清末各类军事学堂而外，陆军重点扩建陆军大学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前身即为黄埔军校），在各地设立分校，共创办步兵、工兵、骑兵、宪兵、交辎、测绘、军医、军乐等特种学校。海军学校则开设航海、轮机、枪炮各课，开办领海班、水鱼雷士兵班、陆战队军官研究班等，还派实习生赴英、德等国学习。空军先后创办了杭州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洛阳、广州分校，航空机械学校等，相应开设飞行、侦察、机械、轰炸、空中射击、防空、高射炮等科目、军校建设的发展，逐步改变了过去中国军人凭经验和直觉指挥军队作战的状况，使中国军人更多地运用技术、科学和思想作战。这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教育训练的方针，国民政府时期要比清末新军更注意现实，更强调适应实战的需要。由于重表轻里的传统习俗，新军在教育训练中往往拘泥于形式化、表面化，讲究训练的规程，而轻视实践、野战演习。其结果，在操场上给人以旗帜鲜明、衣着耀眼、刀枪夺目、动作整齐观感的新军，一旦进行野外演习，却"对各单位的控制几近失败"。国民党军队则比较重视从实际出发进行训练，强调一切计划和设备，都必须要以能完成作战任务为目的，而熟悉制式与法则，也要为"以供战斗之用"。在陆军训练中，加强了班、排、连的战斗教练，突击射击演习及士兵的战斗动作示范，增加野外演习，注重训练单位的各种战斗姿态，利用地形、地物进行射击，训练排、连、营、团的攻击、防御、追击、退却和特种战法，以及实施与其他军兵种协同作战形式，训练夜战、近战。海空军的教育训练，也注重学习与实习的结合。海校毕业与修业期满者，即被派往各舰实习，以消化教育内容。空军强调"寓训练于作战之中，以期空军一般技能之进益"。显而易见，在教育训练的内容、方式方法上，国民党军校较清末新军前进了一大步。但必须指出，在教育训练的指导思想上，后者同前者是一脉相承的。新军强调"忠义"之道，提倡忠节、礼度、信义、武勇、朴诚；国民党则以儒释道法兼而有之作为军队的主体教育，提倡所谓"礼义廉耻"四维和"尽忠孝，行仁爱。尚信义，讲和平"八德，同时把"三民主义"、德日法西斯主义熔于一炉。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自己的模式。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通常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和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和政治利益决定的。如果说，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教育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话，那么，前者虽然叩开了军队近代化的大门，后者把这种近代化推向高峰，但都脱离不了封建主义的窠臼。而人民军队则独树一帜，其教育训练较之上述两种军队，具有质的区别。这是因为，"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原则。"人民军队全体官兵普遍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行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这些，就是人民军队之所以是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根本原因所在。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训练设施、器材的极度缺乏，人民军队一般利用战斗间隙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强调"从战争学习战争'；经常召开各种类型的军事民主会，不断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技术战术水平。对于军官的教育培养，人民军队一贯予以重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开始试办随军教导队。20世纪30年代前后，办起了随军学校和多种形式的随军教导队，至延安时期，更办起了初具规模、比较正规的各种类型的军事院校，其中以抗日军政大学最为著名。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抗大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抗大"不愧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块丰碑。
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教育训练内容及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应该而且能够决定这个军队的阶级属性，体现这个军队近代化的程度。
5、军事后勤 这是军队建设的重要保障，无论清末新军还是国民党军队，一般都仿照西方军队的后勤制度。大抵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设立后勤专门机构。袁世凯从编练新建陆军至编成北洋军，逐步改进后勤机构，在总部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各营设相应的专门委员及医官，明确职责，专司其事。如粮饷局，于每月派员会同各营主官及营饷员，在操场点名发放、又如军医局负责指导各营医官，帮助筹建军队医院之责。国民政府成立后，行政院设有军政部，下设军需署，辖总务处、会计司、储备司、营造司、审核司等；军事委员会之下亦设军政厅，下辖航空、交通、军法、军械、军务、军医等六处。该会后来还组建了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使其后勤机构不断趋于完善，更接近于西方军队的后勤机构设施。二是健全后勤供给系统。新军的后勤供给系统虽有所改善，但最主要的是接收了洋务运动中所兴办的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等。这是一些军队部分武器的主要来源。到国民政府时期，为健全后勤供给系统，除扩建和整顿上述兵
工厂外，并在全国开办了一批新的兵工厂，设置了较大规模的物资储备基地与仓库。及至抗战爆发，除海军困"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外，空军建成了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韶关飞机制造厂。海军在上海高昌庙设飞机制造厂，并在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重庆建造了飞机修理厂。陆军在萍乡等地筹建了被服厂，在洛阳等地开设粮袜厂，在南京、汉口、开封、洛阳等地开设储备仓库，储备各类军械及弹药。后勤供给系统的逐步健全，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又一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军队的后勤工作，认为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和武器技术装备，以及枪支弹药，是军队赖以生存、作战的基础。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已提出要把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他指出："特别是红军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毛泽东强调的"特别性"、"迫切性"，是鉴于人民军队当时所处的"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院万难"的情况而提出来的。实际上，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具有与中国其他军队完全不同的特点，即强调以经济民主的原则办后勤；强调依靠人民群众办后勤；强调从实际出发办后勤；强调增产节约办后勤。在频繁的战争年代和基本上无后方的艰苦环境下，这些原则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比如抗战时期，毛泽东、党中央派遣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练兵，号召全体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军队的后勤保障，开创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新局面。在长期革命斗争年代里，人民军队所形成的后勤工作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和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军队近代化历程（三）
张云
中国军队近代化是在旧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由于社会政治制度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阻挠、打击，使先天不足的中国军队近代化受到严重影响，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然而，它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军队的近代化必须依赖于社会经济水平和物质基础，并受其制约。恩格斯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从整体发展角度观察，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资本主义与中国自明代后期自发的资本主义因素相遇，导致了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处于凝固和封闭式状态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十分软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催化和推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来的近代化军事工业和铁路交通运输业等，则又为中国军队近代化创造了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国民政府成立后，经过一系列强制的经济措施，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首先接收了北京政府所经营的交通、邮电事业，接收了兵工厂和银行，并改组和建立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成立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国民党正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为军队的近代化筹划资金，提供赖以发展的条件。从经济实力上看，南京国民政府远远超过它的前辈--清王朝。因此，在军队近代化的规模、效果以及深度等方面，也足使其前辈膛乎其后，望尘莫及。
然而，无论在清末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其经济基础之脆弱，生产水平之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谈不上有一个具一定基础的国防工业体系。这就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时代特点。因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程度及其前景了。清政府曾想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组织结构、训练方式、军事技术、学堂教育、营制饷章、武器装备等要求，使中国军队全盘西化，但结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不能为军队提供足够的军用物资、武器装备，又无法支付充裕的军费开支，因此未能如愿以偿。国民党军队近代化的特色和内涵，虽远非清末新军所能比拟，但与同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相比，则可谓相形见绌。尤其长期以来，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内战连年，外患不休，使得农业经济日趋凋弊而无法复苏，国际贸易日趋萎缩而无法改观，国民工业基础日趋动摇而无法振兴，严重地阻碍了军队的近代化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检阅其军队，不得不承认其陆军"编制复杂，武器种类、制式不一，装备器材缺乏，官兵训练不精，因之数量虽多，而质量薄弱，殊不合现代军队之要求"；"海军方面，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而"空军兵力，甚为薄弱，每年经费，亦甚支细"。社会经济水平是衡量军队近代化程度的标尺，没有一支军队的建设能够超越客观的物质基础。因此，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才是军队建设的根本出路所在。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告诉我们，军队近代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民众素质（包括体质、文化程度、民族意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自己的文明、智慧著称于世，但也留下了沉沙糟粕。伴随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而演进的军队近代化过程，充满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生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大特点。事实上，从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军队内部开始移植、萌芽之时起，传统观念、落后意识和儒家文化，就顽固地加以抵制，竭力表现自己。一方面，军队的近代化被限制在以父家长制为宗法社会组织的樊篱之中，从清末统治阶级到国民党统治者，都竭力贯彻"忠君"思想，强调随行纲常礼教、儒家道德。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熏陶，对军官层和士兵层的大多数人来说，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以此作为部队生活的准则；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滋蔓起来的内倾封闭式小农价值观，也渗透到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各个环节。军官层中普遍存在着裙带风和恩师、门生关系。袁世凯、蒋介石所培植的北洋军阀体系和国民党新军阀，如果从观念形态上追根溯源的活，是可以从小农价值观的泛滥之中寻找到活水源头的。透过军队近代化的外观，可以见到中国军队军官层中，普遍而广泛地熏染着自私而落后、散漫而懒惰、保守而不求进取等小农意识。同样，组成中国军队基于部分的，仍然离不开广大少有知识、近乎文盲的士兵层，军官中反映出来的各类弱点，其中一部分则于士兵层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
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观念是一种社会的惰性。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进程中，那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所设置的种种规范，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几十年里，中国军队在兵器更新和采用某些西式训练方法以及军制等方面的部分改革中，受到了顽固守旧派的狂叫怒骂，受到反科学、反改革的封建陈腐教条竭力抵抗的话，那么，从甲午战争开始，这种正面冲突已经基本结束。但斗争依然存在，并更深刻地反映到了军队内部的肌体中。那种尊古贱今、墨守成法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在兵工厂，进口了"第一流的设备"，而仍然卖力地制造着旧式武器；在军营里，"兵不谙器"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新式武器性能复杂，因而"停半演半"，弃而不用；甚至在战场上，将领们仍守古法，"各执其偏见，以为牢不可破"。先进的军事技术不断受到冷落，完全是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在作祟，这是延宕军队近代化进程的原因之一。因此，扫除传统观念的影响，抵制落后意识的侵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军队近代化的必然前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从而划清了与地主资产阶级军队的原则界线。这个优良传统，必须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还告诉我们，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无可否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改变现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不引进一些自己暂时还不能生产的先进武器装备，就无法达到这样的任务。上文所述，那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封建保守思想，那种死抱纲常名教的封建陈腐教条，那种反对科学、反对新生事物的封建顽固态度，表现了对世界形势的毫无所知，是地道的落后意识观念，是设置在军队近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然而，当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给人们带来的固执保守、盲目自大的神圣灵光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黯然失色时，又会盛行起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之风。这在清末新军编练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末新军编练之始，就强调"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在编练时，新军都以德国人或日本人为教习，编制不仿德便仿日。从编练的内客及方法看，均竭力全盘西化。清政府曾将《西法类编》、《德国陆军操典人门》等书分发各营，将书中兵法、军器、测绘、数学等内容，统统规定为必学范围，"责成营官以时诵习，务期逐渐通晓"；并将世界地图、亚洲东部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指勇丁以为精通门径"。足见新军生搬硬套、盲目抄袭的程度了。
必须指出，这种盲目性与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民主主义革命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是构成这一政权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基本特征之下，表现在军队建设上，则由盲目自卑进而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军事技术装备一切都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人什么都不如外国人。正因这样，南京国民政府以无条件学习外国全部军事技术作为改革军队的终南捷径，把引进外国所有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加强军队建设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使中国军队近代化遭受窒息的又一原因。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经济基础、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素质密切关联的。试图无条件地一味照抄照搬，把外国资本主义军队所适用的一切办法，嫁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军队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何况，西方列强决不希望通过军队近代化，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他们提供技术、推销军火的目的，除把中国当作一个广阔的市场外，更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他们不遗余力帮助袁世凯、蒋介石镇压人民，"围剿"革命力量，就是明证。由于长期的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使中国军队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处处仰西方列强鼻息而缺乏自主性，在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崎岖道路上艰难前进。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证明，一定要坚持民主主义，反对军阀主义。这是改造旧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袁世凯编练新军、培植北洋军阀集团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新军从编练之日起，就和湘淮军一样，具有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的特点。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是"淮军余孽"，不能谓之言过其实。追本溯源，袁世凯本身就是淮军吴长庆的部属，是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所豢养之人"。小站练兵的基干部队是淮军官僚胡？？所练的"定武军"。"新建陆军"的绝大多数将领是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袁世凯掌权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竭力组建从属于己的班底，大肆网罗人材，安插亲信，使所任将领，对袁重用无不时思图报之心，成为他的忠实爪牙。尤其是，袁世凯对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更用广收义子或门生等方法，供其门下驱使。对一般士兵，则指使党羽进行宣传，把袁说成是大家的靠山和"衣食父母"。甚至在各营中，设置袁的长生禄牌位，让士兵供奉，使广大士兵只知以效忠袁世凯为己任。就这样，北洋新军终于演变为袁世凯的禁脔－－北洋军阀反动集团。这一集团同其前身在中国近代军队的发展史上，展示了两块完全不同的标记。新建陆军开启了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化的闸门，有所建树；北洋军阀则误国殃民，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方面，蒋介石比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上文所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灌输纲常之教，在军队中逐渐编织了一种无形的同时又是无限禁锢的罗网。军队的全体人员，在"服从为军人天职"的口号下，"移学作忠"，效忠蒋家王朝。长期以来，蒋介石竭力加强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并采取分化瓦解、拉拢腐蚀等手法收买异己，扩充蒋系武装力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国民党实行了野蛮的"连坐法"和"作保法"，规定凡征兵、入军校，都须有地方保甲或族长"作保"；在军队中官兵必须"互相顾瞻，连坐牵扯"，一人犯法。大家受牵连，谁也不能脱身。这是落后的原始氏族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复生，是军阀主义在近代军队中的泛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借用法西斯主义，渲染军国主义，要求全体军人"绝对信仰统帅和绝对服从命令"，做到"不成功则成仁"。集原始氏族制度、封建传统意识和西方法西斯主义于一体，这就是国民党新军阀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也足以说明国民党军队近代化之所以在取得比清末新军大的成绩之后，却留下了难以诊治的恶性病根之症结所在！
毛泽东曾指出，民主主义是铲除军阀主义的有力武器。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靠了这一武器，同军阀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坚持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用民主精神贯注于军队建设的始终，创造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人民军队独有的军队民主的基本形式，这是人民军队能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始终从事于无产阶级壮丽事业的重要保证。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军队的近代化必须要与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结合。只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军队建设才有生命力。与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处于极端艰危困苦的环境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但这个军队还是在向前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伟大转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支军队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切反动军队无法做到的。人民军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诞生，在与极其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军队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中成长、壮大；人民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正是沿着中华民族为推翻黑暗、摆脱贫困、脐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前进的。
融会党史与军事史研究：从戎三军的学者
张云教授访谈
张云 谢宝耿
·张云，1947年生，江苏启东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历史研究》主编，大校军衔。兼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特约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理事、上海市国防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战争和和平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通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军事史、近现代国防史、军事思想和军事史学理论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发表著作16部（包括主编、合著），论文100余篇，约400余万字。其中《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获1979－198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7－1998年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主要学术事迹被收入《中国教育专家名典》、《世界名人录·中国卷》、《上海市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家辞典》等。
·谢宝耿，上海《学术月刊》编辑部编审。
○张教授，我刊对中青年专家的访谈，不但注意他们的学术成就，还兼及学者的代表性。您作为学者型的军人，颇有独特之处。能否先谈谈您是怎么走上学术之路的？
●我这个人经历比较丰富。1947年我出生在江苏启东县（1996年撤县建市）一个农民的家庭。启东土地肥沃，特产丰富，素享鱼米之乡的称谓。我的母校吕四中学，位于美丽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吕四大渔港。吕四，相传是"八仙过海"之一的吕洞宾曾四次光顾此地而得名，很久以前还是仙鹤息居之地。1966年高中毕业时，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碎了我进大学之梦，命运将我送到了军营。
1968年4月，我穿上了海军军装，奔赴福建前线。我被分配到闽北宁德地区三都岛海军福建基地司令部警卫连。因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在那个时候的连队里，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三个月以后，我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过了三个月，我被调到基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闻报道员。从1969年初开始，我进入了海军新闻工作者的行列。我和战友们往来于福建沿海的大小岛屿，出入于各岸炮和舰艇部队，调查采访，以新闻报道和小评论的形式，在《海军报》、《前线报》、《福建日报》、《前线通讯》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豆腐干"文章，反映前线部队的现实生活。1971年下半年，机关为了培养我，任命我为海军高炮部队某部炮连排长，下基层去体验部队生活，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军人素质，而后回机关提升连职新闻干事。原本。我是能够在新闻战线上发展的，但一个偶尔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之旅。
1972年春节刚过，我在海军高炮部队任职还不到半年，海军政治部给福建基地政治部分配了一个推荐上复旦大学的名额，政治部与宣传处的领导选中了我。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彻夜难眠。3月底，我离开了福建前线的军营，从福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来到了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进人了闻名遐迩的复旦大学历史系。
我此时此刻置身于高等学府，有幸聆听名牌大学教授们的谆谆教诲。当时，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课由谭其骧、杨宽等著名教授主讲；中国近代史由胡绳武、樊树志等先生主讲；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共党史）由余子道、黄美真、方晓升等先生主讲；世界史则由程博洪、庄锡昌、金重远等先生主讲……。1975年9月毕业，我被历史系留下，脱下了军装，从一名海军军官变成了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复旦大学也迎来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春天。
○进入复旦大学是您从军人到教师的转折，也可说是您走上学术之路的起步阶段。
●是的。从1976年开始，我负责历史系的学生工作，并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我先后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国民党党史"、"汪伪政权史研究"等课程。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我先后独立承担或与人合作撰写、编纂了《解放上海》、《上海大学史略》、《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史略》、《五卅运动》等论著。1985年我被复旦大学历史系评为讲师，同时就读在职研究生，1987年9月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就在这一年下半年，我被特招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又穿起了军装，这是我第二次人伍，不过是作为一名空军军官而不是海军军官。1998年8月全军军事院校调整时，空军政治学院改名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隶属于总政治部，我又改穿绿军装，成为一名陆军军官了。就这样，我先后在海军、空军、陆军部队里服役，从戎三军。然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仍然是一介书生。
○您的经历确实很丰富：从戎海（军）、陆（军）、空（军），学贯古（代〕、近（代）、现（代）；而且从军人到书生，又从书生到军人。那么您再次服役后，如何在军中从事学术研究呢？
●跨人军校大门之后，我只是从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一路转移到了另一路。我非常佩服军校领导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正是在他们的支持关怀下，我始终没有脱离教学岗位，始终没有脱离学术研究领域，先后担任了《军事历史研究》的副主编、主编，由副教授、正教授而博士生导师。从中校、上校到大校，我被校方聘为知名教授。这十多年来，由于军校的特点和我本人的专业，特别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主要从事中国军事史、中共党史（现代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开设了"中国军事史学概论"、"中国军事史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史"、"中国近代国防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军事"、"马克思主义军事史学"等课程，撰写和编纂（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论著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世纪大角逐》、《潘汉年传奇》、《一场奇特的战争--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智者谋略》、《朝鲜战争研究的现状及其未来展望》、《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尔干抵抗运动--兼论小国在大战中的历史地位》、《
论〈孙子兵法〉的国家安全战略》、《论〈孙子兵法〉的战争欲望观》等。
○您的《潘汉年传奇》，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电视台播放连续剧《潘汉年》，影响极大，几乎家喻户晓；潘汉年的扮演者、主演王华英在接受电视采访时，问到他为什么演出这么成功，他谈了一些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复拜读了您的大作《潘汉年传奇》。您能使学术成果尽快被艺术吸收、为现实服务，这很了不起。
●谢谢您的赞扬。其实，为潘汉年作传，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遂心愿的事情。早在1982年下半年，即潘汉年平反昭雪的日子，我正执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承担着抗日战争史、征伪政权史的研究课题，出于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考虑，并受责任心和正义感的驱使，我便萌发了撰写一部潘汉年传记的念头。于是，我像海绵吸水一般，悉数搜集潘汉年的有关史料、回忆录和研究论著、1987年秋，我被特招到空军政治学院，"置身于营幕"之中，不得不将这件事暂时搁了下来。直到1995年初，才又将此事提到了我的议事日程上来，着手进行写作。
潘汉年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是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层中的传奇式人物。潘汉年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但却令人敬佩；虽然光照千秋，但却叫人叹惜。他有着特殊的功绩，也有着特殊的遭遇。就是这位历史的功臣，却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冤案的主人。由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由于潘本人极强的党性原则，又由于蒙冤人狱长达27年之久，许多重大的而且生动的史迹被湮没了。因此，要为潘汉年著述一部准确、可靠的传记类信史，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和我的同行们都有这么一个感觉：现在人物类传记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缺少的是一个"信"字。史学研究当然需要而且允许采用直观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等方法，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的本来规律为己任；但历史研究最忌的是捕风捉影、妙笔生花、随心所欲。不少人物类传记采取胡编乱造、张冠李戴的手法，使历史人物面目全非。史学工作者的一个神圣而长期的使命，就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时代，特别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真史、信史、据此原则，我在先前搜集到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又搜集了许多新的史料，在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在1996年12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这部《潘汉年传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
○据了解，《潘汉年传奇》先后再版四次，发行量高达4万册。在学术性、人物传记类的著作中，这样高的发行量是不太多的，那么请问其奥秘何在？
●我想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曹培雷为我写的书评《展示历史真相--读,<潘汉年传奇>》（载《文汇报》1997年4月15日），也许能回答您的问题。文中写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军人学者张云大校的新著《潘汉年传奇》，是一本中国人心目中盼望和等待已久的人物传记。潘汉年的一生，复杂而不寻常，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充满了惊险与奇特、辛劳与辉煌，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该书以近30万字的篇幅，为读者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展示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真史"、"信史"之价值所起的作用。从学术上说，曹培雷副编审概括了该书三个特点：第一，材料丰赡，是该书的显著特色，即"人物传记，必须有丰富的材料作依据，这是史家之笔法，也是赢得读者的首要条件。"第二，充分反映传主曲折人生，是人物传记曾给读者印象至深的内容；作者熟练地驾驭各种材料，将潘汉年一生的经历铺陈得曲折、感人，成了本书的又一特色。第三，写好一个人物传记，除了写他的形，还应写出他的神，这一特色，在众多的人物传记中，尤其是革命人物传记中是很难见到的；作者在勾勒潘汉年形象时特别注意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做到了形神兼备。曹培雷认为，《潘汉年传奇》的这种写法，"应该说这是一种文化贡献，显示了作者厚实的学术功底和力透纸背的史著才识"。
○您为什么在人物类研究和写作方面下很大功夫，其潜意识是怎么考虑的？
●诚如您所说，我对人物类研究确实下了较大的功夫。此前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虽然编纂过两部通史类著作，但在编纂中使我感到，研究历史包括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军事史，首先应着重于研究人和事，事在人为嘛，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历史科学的任何一个门类，都离不开对于人物的研究。因此，我特别重视人物研究。
○那么，在人物方面，除了潘汉年，您还撰写了哪些人？
●1994年，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这是一个政治性强而又特别敏感的课题，学术界当时还没有出版过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主体的双人传。
○请谈谈其研究和写作背景。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大抉择。当五四运动划出了中国由近代步入现代的标记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对此跃上中国政坛的各个阶级、各种党派，他们出于各自的需求，进行着不同的选择。历史终于把两大势力推到了前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是，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国共两党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留下了一段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篇章。在这段历史的进程中，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疑是这场命运之争的中心人物。在这部著作中，我力图以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展示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我着来，几乎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的活动和较量并不仅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而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作为旧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最终败在小他6岁的毛泽东手下，中国社会立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在这里圈上了句号，新中国的巨轮从这里开始扬帆起航。但在这一历史的结论得出之前，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不带任何的框架、不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观念的束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这是一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养。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觉得我不能轻视蒋介石，反而仰视他。
○您公开持这种见解，勇气从何而来呢？
●我就是靠改革开放、政治清明的依托，靠"真史"、"信史"的动力而努力研究的。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属于人之杰；但是我也认为，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明，在他们22年的争斗角逐中间，毛泽东在政治、思想、军事等领域，在治国、治党、治军等方面，都胜蒋一筹，而主要的还在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取得了民心，而蒋介石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美国作家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中的结论，即该书形象地把民心比作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毛所以胜、蒋所以败，是因为毛泽东得到了通灵宝玉，而蒋介石则丢掉了。
○据我了解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如知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徐矛教授发表了书评《两个巨人与整个中国--评介<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载《文汇报》1994年12月18日），那么请问该书的学术价值、突出之处又如何呢？
●借用您所提到的书评，也许能说明一二。徐矛先生在书评中说："军人学者张云上校（按：当时还未晋升大校）的新著《中国历史命运的大抉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以丰富的史料、独特的视觉、清新的文字格调勾勒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政坛巨人20余年的生死较量，展现了波涌云飞的现代中国政治大动荡和社会大分化的历史画面。这是作者继参与主编7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之后又一部通览中国现代历史的著作，在学术上和社会教育上都有一定意义。……《从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人物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迄今尚未见到有人把这两个代表了两极世界的'庞然大物'拿来比较研究的，这样做需要相当的胆略和功力。张云以军人的气质和从事现代史研究20年、著述250万字的学术工作经验，选择了这一难度较高的课题，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历史已有结论，现在再要写出有新意的书来，的确比较困难。但是，研究复杂的政治顶尖性的人物，最忌采用简单演绎现成结论的方法。《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的作者不从现有结论出发，而是全面占有材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通过这样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可能会与现有科学结论得出相同的结果（作者在后记中生动地记述了他的这一思考历程），但这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充分论据的实际论证过程，给予读者是新鲜的、生动的、令人信服的启示。因此，读《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你不会看到旧理论的演绎，而会见到作者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和重现历史斑斓色彩的描述。"
我感谢徐矛先生的鼓励。但有一点我是意识到的，这就是全书的确是对这两位"庞然大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当本书参加
1994年广州书展时，即被台湾知青频道出版社的书商看中了，经过我半年多时间的改写，在该社顶尖书系丛书里，以题为《世纪大角逐》的书名，向社会推出。这样的结局，我想大概主要是台湾知青频道出版社的书商们看中了这部书对蒋介石、毛泽东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是可以作为他们的顶尖书系之一推向社会的。
除上述两部人物类传记外，我对党史、现代史上的其他人物也有较大的兴趣。我先后撰写过《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的转变》、《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蒋汪关系研究》、《论孙中山的军事教育思想》、《论周恩来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以现代化为中心是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试论江泽民科技强军战略思想的时代内涵》以及《周佛海》、《诸民谊）等论著，在对上述个案的研究中，我原则上都要求自己有一定的独到见解。
○您对人物类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绩斐然。据我所知，您在军事史研究方面也颇有成就，请略作介绍。
●在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我的主要兴趣是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方面。我较早地考察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轨迹，我认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发展，并且出现骤变、飞跃。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深深地刻上了社会剧烈变动的印记，显露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特殊逻辑。因此，我的结论是循着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轨迹而产生、而发展、而变化、而飞跃，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特殊逻辑。这在世界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这一结论，是基于我对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历史进程作了考察之后得出的。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历史进程是：17至18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上萌生。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革和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以及新的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特别是依靠火器装备起来的庞大常备军的建立，为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最有利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条件"。一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奠基者应运而生，如英国的亨利·劳埃德，法国的拿破仑、若米尼，德国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俄国的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他们潜心于对战争问题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知识进行逻辑总结并使之系统化，终于结出了丰硕之果。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各式各样的新机器和新技十普遍而迅速地运用于军事方面，出现了"各种新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兵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战术动作和新的战斗战役方法"，不仅陆军，而且海军、空军都更加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和后方，西方军事思想不能不有个新的突破。于是又出现了艾尔费雷德·塞耶·马汉、菲利普·科洛姆的"海军制胜论"，朱利奥·杜黑的"空军制胜论"富勒、古德里安的"坦克制胜论"和"机械化战争论"，以及老毛奇和施里芬的"速决战"、"歼灭战"思想，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希特勒的"闪击战"理论等等，构筑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新框架。
接着，我从中国社会条件中寻找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逻辑为什么有别于西方的原因：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古代步入近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冲击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由独立的封闭式的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生产力发展主体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必然会受到国内封建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这种状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经过110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未能得到改观。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资本涸竭之病"越发严重，处于病人膏盲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中国军队的改革、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奇穷之余"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军事上的发展既有其迫切性，又有其局限性，即经济落后、民族危急、战乱纷起、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造反、改革、革命，人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连绵不绝；同时，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频繁的侵华战争，又应证了"落后必然要挨打"的科学论断；而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也时常制造各种摩擦和武装冲突。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在如此背景下，是不能按部就班的，不可能如同西方军事思想发展顺理成章地以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为前提，以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为杠杆，通过战争实践去更新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是靠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去模仿西方、学习西方的内在因素推动，在战火熏陶下，在动荡而剧变的历程中走完了自己的路程。正因为成型之路不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独具特色。
○那么，请问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伦理观念，亦即道德观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当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以跃进方式从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迅速演进时，未曾来得及受到检讨而筛选的传统伦理道德，不仅在军事思想的层面上，甚至在其深层领域都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当然，道德观念有严格的阶级属性。"忠君报国"、"成仁取义"，以及所谓"智、信、仁、勇、严"那一套，历来是封建社会所倡导的军人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观念。在近代封建制度沉沦、皇朝大厦崩塌之际，这种封建的道德观念影响却仍然存在，并且广泛而普遍地成为军人生活的准则。不用说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军队八旗、绿营，以及后起的实行过改革、企图"别树一帜"的湘淮军，都要慑服于"皇恩"的感化，受制于"忠君"思想的心理约束；也不用说曾经叩开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儿大门的新军，从其创练之始，即把"忠义"之道视为行动的最高准则，每逢节日，全营上下，"行三跪九叩礼"，"三呼万岁"，"忠节、礼度、信义、武勇、朴诚"之声"不绝于耳"；就是到了民国时期，标榜"共和"卫道上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大大讳忌"皇恩"、"皇德"，但始终"道必师古"，提倡尊孔读经，行所谓"礼义廉耻"四维和"尽忠孝、行仁爱尚信义、讲和平"八维，以完善军人自身之修养。足见封建道德观念在国民党军队中受重视的程度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它被吸收、被扬弃的历史筛选过程，基本上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轨迹相一致，并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时代和阶级特色。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多元儿的结构层次。在近代中国西风东渐、新旧激荡中建筑起来的近代军事思想的构架，其内容五花八门。诞生于古代军事思想母体上的近代军事思想作为一个新生儿，它跨越了中世纪而步入近代，因而不能不保留其先辈的遗传因素，又不能不接受新时代中的世界概念。西方军事思想越是广泛传播，中国军事思想越会受到冲击。从总体上考察，近代中国110年，军事思想领域新旧交换，良莠并存的现象贯穿其发展过程的始终。在这个领域，既体现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军事思想的光彩，又全面经受着西方近代多种军事思想流派的渗透。从近代众多的军事家、战略家们所创造的各自军事思想考察，清一色者是没有的。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乃至袁世凯、蒋介石，虽然学习西方，吸收洋人东西以及保留中国古代传统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与前辈相比较，毕竟面目一新。蒋介石等人提倡所谓"智仁勇"，又把"三民主义"、德日法西斯主义和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馆于一炉。总之，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从宏观还是微观上考察，都生动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这种多元化结构层次的特点。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层次，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进步替代落后，逐步转变、递现更新、完善，体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拯救民族危亡，反对外族人侵，而大声疾呼，求武器变革，求装备更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运动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然而，它毕竟处于低级阶段，是第一步。甲午战争后，人们从重视武器装备到重视军制改革，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缩短了同西方军事思想的距离。如果说，在这以前已经初步筑成了近代军事思想的理论构架，那么，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诞生前，人们开始把政治统帅军事当作军事活动的一条主线，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的政治体制，改革旧的军事制度，改造旧的军队，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走完了自己的路途。
○ 您的军事史研究思想，是如何贯彻到您所主编的《军事历史研究》杂志中去？
● 毋庸讳言，我是军人兼书生，对于军事历史研究，是情有独钟的。我主编的《军事历史研究》是军事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一份创刊早、容量大、涵盖面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该刊自1986年创刊至今，已历经十七个春秋，共出了66期，近两千万文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把《军事历史研究》的定位标准放在：发挥专业特长，继续瞄准构建军事史学科体系这一高度，进一步从基础性、系统性、科学性要求出发，既要加强宏观层面上的理论研究，如治军治兵思想、战争指导规律、国防理论、兵家兵略、军事制度、军事学术、军事文化、军事教育、军事伦理等，也要深化微观具体问题的分析，如典型战例、军事人物、军事论著及军事史料的评述、军事交学术研究信息的传播；既要重视军事历史内容的阐述，又要强调现实军事问题的探讨，在研究古今中外军事史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对诸如军事革命、周边军情等现实问题的研讨。为繁荣军事科学、建筑军事历史完整的学科体系，加倍努力，再作贡献。因此服务于军队建设，贡献于国防事业，这无疑是《军事历史研究》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一项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 我们因攻克课题曾一起在上海历史研究所共同奋斗过，我为完成任务，几乎每天研读到深夜2点钟，相比之下，您要悠闲得多。而任务却完成得很出色，不少人戏称您为"写作机器"，意即出手快、效率高成果多，请谈谈您治学和科研方面的诀窍。
● 那段共同奋斗的经历令人难忘，对于您的刻苦研读精神，我经常作为实例来教导我的研究生。至于我，其实在治学和科研方面也是花了很大力气、下了很多功夫的，能干的前提是苦干。如果说，我有什么成绩或诀窍的话，那主要与我的态度有关，我的体会是三个名勤、静、新。
关于"勤"。我的专业属于历史学和军事学的研究范畴，是一门厚重的基础性学科，要想有所建树，不下功夫不行，少下功夫也不行。因此，就必须提倡一个"勤"字。要勤看，即博览群书；要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精神，即跑书店、跑图书馆、跑档案馆等，有了大量的史料，才能真正做到博览；同时要勤写，即多动手、多练笔。我相信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还要勤思考，即写一篇文章、研究一个课题，要多想几个为什么？深思才能熟虑，才能透视历史的表象，揭示历史发展的真谛，实现历史研究的各种价值。
关于"静"。历史学不像有些应用性学科那么受到众多人青睐，因此对每一个进人历史研究领域的人来说，就必须提倡一个"静"字，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安下心来，"静"心研究。故研究历史学的人，不一定是非常灵活的人，但必须是非常刻苦的人、非常有恒心的人。"只要功夫深，铁树磨成针"，要想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话，就不能不"静"下心来，甘心寂寞，耐得起清苦，在史学研究领域，更需要提倡这种精神。
关于"新"。作为文学工作者，"新"代表着能力和素质的问题。我们提倡在史学研究领域要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研究思路、新的研究方法，发掘新的史料、注重新的论证、提出新的见解。创新是推动史学研究的灵魂和不竭的动力，更是史学研究工作者获得进步和发展的源泉和标尺。以党史、军史研究的体系和方法为例，我的看法是，既要具备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功底，又要尽量吸纳西方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史学研究的希望就是在古老的领地上开垦新的苑地，培植新的果树，结出新的果实。
○您作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对学科建设有哪些设想？
● 根据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和特点，《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我以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使之获得更加深入的发展，有必要提倡"四个应该结合"和"四个不能忽视"。"四个应该结合"是：第一，应该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第二，应该与现实的需要相结合；第三应该与党建研究相结合；第四，应该与学科建设相结合。"四个不能忽视"是：第一，不能忽视对党的对手的研究；第二，不能忽视对党的同盟者的研究；第三，不能忽视对党的错误和挫折的研究；第四，不能忽视对中共党史研究文化学术功能的提升。
○ 请谈谈您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我一直试图在中共党史与中国军事史研究中间架设一座桥梁，即融会党史和军事史研究，故我打算下一步主要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研究，而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防现代化这一课题。具体地说：一是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的努力追求和奋斗实践：二是论证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曲折的发展进程、重大的历史成就和客观的实践经验；三是展示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请问这一课题的创新点和理论、实践意义何在？
● 第一，从学术研究的现状考虑，以服务于现实为基点，力图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诸多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经验教训、探求发展规律，构建对这一课题新的研究框架。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回顾中国国防发展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有国无防、屡遭外患的耻辱史，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刺激和启迪，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追求和探索，增强这一课题研究的历史感。
第三，从文化的层面上，追溯、剖析中华传统文化与国防理念对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国防思想中关于国家至上，关于追求和平、谋取统一、重视防御等先进理念与中国共产党人国防观所具有的继承性关系，加深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度。
第四，从时代的高度，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置于国际大环境，特别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当代世界高新技术的军事态势中考察，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世界各国在建设发展国防事业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批判和吸纳，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边防、海防、空防建设的新特点，研究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特别是军队政治思想建设的新特点，以保证这一课题研究的时代性和前瞻性。
第五，对诸如国防"三结合"武装体制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大国防与大战略理念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上述提及的关于人民战争思想、国家安全战略、建军方略、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加以正确的科学的说明，进一步增强这一课题研究的理论含量。
中国是一个拥有辽阔的领土、领海、领空，拥有漫长边、海防线的大国。国防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荣辱和存亡。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深刻阐述了党在国防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全面展示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脉络、经验教训、基本规律，融学术性、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是进行党史传统教育、军事国防教育的教材，必将凸现其一定的学术地位、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