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亟待加强？
刘和平：中央反腐力度这么大，有人还我行我素，就是说有些官员他自己漠视了漠然了。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中央在强力反腐的同时可能还要加强教育。
封建时代要求每一个官员要有士大夫精神。士大夫也是以遭遇损失和痛苦成就人生的满足。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既然做到这个位置，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够实现一般人实现不了的人生成就了，为什么还斤斤计较于那些利益呢？是吧？别人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有一种别人得不到的荣誉，别人得不到的尊严，别人不可能实现的使命。比方说一个市委书记，那你是几百万人之一，你已经拿到了几百万分之一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你应该何等地去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荣誉、尊严、地位和使命，怎么还能像别人那样斤斤计较那些利益呢？
我最近老举林则徐的例子。林则徐是那种一分钱都不贪、一点礼物都不收的人。曾经有人劝他，合理适当的范围内应该为子孙攒一点钱财。他就说了有名的两句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今天有些党员干部不把精力用在培养后人具有自己生存发展的能力上，而是利用手里掌握的国有资源，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留给子孙。我也说句实话，这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在家里大堂中间写的那一幅字，“家也大业也大将来子孙祸也大”。你说一个满蒙贵族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很多干部就看不到。你不信那个财富传给儿孙，祸且大了。
刘和平：提到士大夫精神，我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为什么被蒋介石称为“古今完人”，被毛泽东称为“独服曾文正”？他当时除了代表满清朝廷，其实也代表孔孟文化。我特别希望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多去看看曾国藩的书，就作为个人修养多看看，说大一点我们永远有一个哲学命题。一谈到哲学就三句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句话广为流传，谁都听得懂，谁都能从不同层面去想一想。
我研究曾国藩很多年，我发现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说我是谁？我是父亲的儿子，我是儿子的父亲，我是哥哥的弟弟，我是弟弟的哥哥，我是妻子的丈夫，我是上级的下级，我是下级的上级，我是朝廷的大臣，我是百姓的父母官。就是曾国藩无论摆到哪个地方，他都知道我是谁，他永远不会乱，也永远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