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上阿里
■孙晓青
机翼下的阿里高原。
日土兵站第一代营房，建于20世纪60年代。
日土兵站第二代营房，建于20世纪80年代。
日土兵站新一代营房，建于2016年。
边关的云。
边关的路。
我又踏上了魂牵梦萦的阿里高原。
不过这一次，我是飞上去的。
17年前，我曾在南疆军区任职，走遍了高原边关的座座营盘。那时候下边防，全靠汽车。以去阿里为例，乘坐越野车从喀什出发，到叶城上新藏公路，穿越高原冻土地带奔狮泉河，这段高海拔的国道被称为“天路”，路况很差，即便晓行夜宿也要颠簸三四天。而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间，西陲交通大为改善，铁路延伸，公路成网，就连西藏阿里也有了高原机场，开通了连接拉萨、喀什及内地多座城市的空中航线。
于是，我决定换一种方式，乘坐民航班机从喀什直飞狮泉河。
俯瞰天路，看见先辈的足迹
这个决定让我转换视角，第一次领略到从空中俯瞰天路的从容与惬意。
飞机爬升到位后，铺展的云层如白色的大海，看似凝固，实则翻卷，最终和天边的雪山连成一片。那里，一座突兀的高峰耸立在万山之上，对照地图判断，它应该是K2，即高度排名世界第二的乔戈里峰，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海拔8611米。征服K2是无数登山达人的梦，2003年的一项数据显示，百年间共登顶198人，死亡53人，比攀登珠峰的死亡率还高。
临近阿里上空，飞机开始下降高度，机翼下的雪山、冰舌、湖泊，还有蜿蜒在山间沟壑的公路，皆清晰可见。我突然意识到，机翼下那条黑色游龙般的新藏公路，不就是阿里前辈军人走出来的天路吗！
70年前，这片亘古高原没有路。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部署，新疆军区于1950年5月组建独立骑兵师，担负解放西藏阿里地区的任务。7月中旬，骑兵师决定派一团保卫股长李狄三以团首长的身份率领一连先行进入藏北，并从全师挑选38名党员干部、战斗骨干编入一连，共计136人。这便是后来闻名全军的进藏先遣连，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藏、锡伯等7个民族。
1950年7月31日，先遣连从于阗的普鲁村出发，踏上了进军阿里的艰难征程。他们边侦察边前进，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达坂和库克雅达坂，于8月15日越过新藏交界的界山达坂，成为人民解放军分别从西康、青海、云南和新疆向西藏的大进军中，孤军深入阿里的英雄部队。
此后，在顽强坚守的半年间，先遣连出色完成了侦察道路、了解敌情、建立据点、发动群众，为大部队进军创造条件的任务。然而，面对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官兵一个接一个倒下，牺牲几乎过半。1951年5月28日，当独立骑兵师派出的后续部队赶到先遣连营地时，李狄三已处于弥留之际。
长空悲咽，高原肃穆。次日，沉痛悼念为解放西藏而牺牲的李狄三等63名官兵的追悼大会隆重举行。新疆军区首长致电吊唁，要求“厚葬烈士，树碑永志”。
今天，“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室设在某团一连。时任团政委梁五一介绍说，这里存放着我们的团魂，即：先遣精神励壮志，卫国英雄当先锋。每年新兵入营，学员下连，第一课就是参观一连的荣誉室；重大节庆活动、入党宣誓、老兵退伍等也在这里举行。当年九死一生走进阿里的骑兵一连，已成功转型为合成尖兵。2016年9月，他们在参加上合组织“和平使命”演习中，驾驶战车出色展示了我军的铁甲雄风。
同样与进藏先遣连有着“血缘”关系的是普兰边防连。该连连长张俊林说：“一连和我们连都是先遣连的传人，他们是编制上的传承，我们是地理位置上的传承。当年先遣连部分官兵编入先遣支队后，挺进至普兰并驻扎下来，成了普兰边防连的前身。”
这是实情。已经住进第五代新营房的普兰边防连，至今保留着先遣连老营房的遗址，那面屹立不倒的石墙上，一条年深日久的标语清晰可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自己负责”。
当年先遣连叫得最响的口号，已植根年轻官兵心中。张俊林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2013年到阿里军分区任职。他告诉我，普兰边防连的4任连长曾于2017年结伴去乌鲁木齐看望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的遗孀李彦清。老人80多岁了，当年和丈夫在普兰守防时，先后失去两个孩子，一个出生即夭折，一个两岁时病逝。张俊林感慨道：“今天的人们可能觉得先遣连的事迹不可思议，可通过走访老同志，我们不仅感知到那些传奇的真实性，更对传承‘先遣精神’有了强烈的责任感。”
新藏公路年年有变化，现在柏油路面贯通全线，道路状况大为改善。尽管它与当年先遣连的进军路线并非完全重合，但官兵们始终认为，这条天路是先遣连官兵用双脚和生命走出来的，永远承载着边关军人的使命与光荣。
享受富氧，回味守防的艰辛
飞机平稳降落在阿里昆莎机场时，我看看表，从喀什飞上高原，整个飞行时间不过一个半小时。随后，在宽阔平整的柏油路上，我们驱车60公里，来到位于噶尔县狮泉河镇的阿里军分区。
军分区大院基本还是过去的格局，但是多了一些新建筑，尤其是那座富氧文化活动中心，就像停泊在海拔4200米高原上的一艘“诺亚方舟”，非常暖心。中心的设计很科学，采光充分，湿度适中，室内的各种绿植生机盎然，加上必要时适当充氧，从而营造出一个富氧的小环境。那天，室外气温-4℃，室内却超过20℃。正在进行体能训练的一些官兵，无论打篮球、练单杠，还是在各种健身器械上活动，个个大汗淋漓却精神抖擞。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了令人尊敬的“老边防”袁国祥。他曾是西北野战军二军的摄影员，1949年用照相机记录了部队进军新疆直至南疆的全过程，以后又拍摄了大量反映高原官兵工作和生活的照片。1978年，他奉命上山，先后担任阿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委，历时10年。
作为阿里变化的见证者，袁国祥有一肚子故事。他告诉我，阿里部队的营房，第一代是地窝子，就像进藏先遣连居住的那种，在地上挖个大坑，用木条、草席覆盖，再铺上一层土；第二代从地下搬到地上，以干打垒筑墙，上面加个顶棚，虽然仍是陋室，但解决了通风、采光问题；第三代是石头房，即用石头垒墙，比土屋坚固多了。
袁国祥亲身经历了第四代营房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前期，内地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各项建设事业如火如荼，而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西北边防部队，仍然处于睡土炕、点油灯、爬冰卧雪、骑马巡逻的生存状况。军委、总部下决心改变边防面貌，制定了西部边防建设规划，并争取到国家投资。在一次高层会议上，相关领导汇报说，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全部完成需要5年时间。时任原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当即说：“不行，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就3年！”
轰轰烈烈的3年边防建设开始了。袁国祥记得，那一次，新疆的工程兵部队几乎全都上来了，光地方民工就有三四千人，号称“千车万人会战阿里”。阿里军分区的办公楼就是那时盖起来的。上级工作组原本主张修平房，说这里海拔太高，不能再高了。袁国祥却主张修楼，他说：“已经4300米了，再高十几米不算什么。”原乌鲁木齐军区领导最后拍板：同意，阿里也要修大楼！于是，一座三层办公楼拔地而起，规模虽然不大，却也是当年狮泉河的地标性建筑，后几经整修，至今仍在使用。
缺氧的问题也在逐步解决。当年先遣连进藏时，缺乏高原生存的相关知识，把缺氧当成“瘴气”，直到1954年，人们仍说不清缺氧究竟会给身体造成什么危害，有人说会导致心脏病，也有人说不利于生育。阿里骑兵支队的参谋长对此不屑一顾，说：“老子就要生个儿子给你们看看！”他把老婆叫上山，还真生了个儿子，白白胖胖的，人见人爱。没过多久，娃儿即夭折在下山的路上，成为进军阿里、建设阿里年龄最小的牺牲者之一。
在袁国祥看来，长期的缺氧环境对身体肯定有损害，不讲科学不行，过分畏惧也不行。这些年，南疆军区加大了解决缺氧问题的力度，从2014年开始，制氧设备逐渐覆盖到高海拔边防连队，不仅军分区、边防团有制氧站，一线连队也普遍安装了制氧机，氧气通过固定管道接到战士床头。阿里军分区宣传干事税林说：“战士们晚上吸氧一小时，不仅生理上对恢复体力有好处，对心理也是很大的安慰，大家不再畏惧缺氧，3公里越野可以放开跑了。”
我在扎西岗边防连和且坎边防连的见闻，印证了他的说法。这两个连队以前我都去过，此次却像初来乍到似的，看什么都新鲜。营房是新建的三层楼，功能齐备，住宿、吃饭、上课、娱乐、洗澡、如厕全在楼里，非常方便。午饭是自助餐，六菜一汤加水果，与内地无异。连队用电集风力、光伏、水电为一体，再也不用点油灯、买蜡烛了。
扎西岗边防连也有一座500平方米的富氧室，分为电教区、健身区、搏击区、娱乐区，严冬时节，一些体能训练课目，甚至射击训练都可以在室内进行。指导员李煜介绍，这是2016年上级配发建筑材料，由连队官兵自己动手修建的，与新一代制式营房配套，解决了冬季训练难题，提高了部队高原作战能力。
某边防团副政委安杰告诉我：边关每一点细小的变化，都折射出国力的增强，以往困扰高原部队多年的吃菜难、看病难、通信难、交通难、上厕所难等问题的化解，完全得益于国家的发展。现在巡逻执勤的条件也大为改善，过去以骑马和步行为主，现在多数点位可以乘坐巡逻车，必要时上级还会派出直升机加强巡逻。
安杰是山西人，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2007年来到阿里，曾在山岗边防连当排长。一次去远山口巡逻，来回20多天，途中还牺牲了一个军医，这让他体验到用生命守防的滋味。2017年他在分区机关工作时，见到3位年过半百的旅游者带着家人租车来阿里，在部队看什么都新鲜，一聊才知道，他们是曾经在阿里服役的老兵。说起当年守防的艰苦岁月，安杰听着既感动又新鲜。
两代人互相感觉“新鲜”，本身就意味着时代变了。安杰感叹：“和过去的戍边人相比，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加无怨无悔了。”
走近官兵，感受新人的担当
清晨，我在阿里军分区院子里散步，见几个女兵正在打扫营院卫生，便上前与一位戴眼镜的二级士官攀谈起来。
她叫田丹，是通信站综合台的班长，曾就读于新疆财经大学，大三时应征入伍，又从部队考入军校，毕业后主动要求来到阿里。
为什么是主动要求？“因为当兵期间，曾随部队到康西瓦驻训，又读过毕淑敏的小说，对阿里高原有几分向往。”田丹说。
阿里军分区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征召过一批女兵，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毕淑敏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处女作《昆仑殇》，显然是以阿里高原为背景创作的。在她笔下，雪域高原像一幅粗犷凝重的油画，冷峻、严酷，甚至还有几分狰狞；而特定年代的高原军人，包括男兵女兵的坚毅与思考、隐忍和牺牲，又充满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的意蕴。也许是顾忌高原的自然条件过于险恶吧，毕淑敏那批女兵成为特例，直到2009年阿里军分区才开始恢复征召女兵。
2016年7月，田丹来到阿里。“现在已经适应了，平时基本不用吸氧。我们还开展了体能训练，天天练，跑几圈没问题。”她笑了笑，嘴唇似有裂口，一丝血迹染红了牙齿。
离开阿里时，正巧与一位边防营长同机。他叫惠立峰，刚刚入选南疆军区评出的新一届“十佳昆仑卫士”，专程到喀什领奖。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然而，如果仅仅用“勇敢”二字形容他却并不全面。我们聊了一路，他的故事和情怀让我对新一代边关军人刮目相看。
惠立峰是陕西蒲城人，长期的守防实践让他不仅对防区地形十分熟悉，而且对各种边情了如指掌，既是“活地图”也是“边防通”。交谈中，他一再强调：“边防无小事。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国家和军队。一旦把领土守小了，可就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了。”
也许是组织者的刻意安排，“十佳昆仑卫士”的颁奖典礼上，为惠立峰颁奖的特邀嘉宾竟然是他带出的兵，何军。“这小子练过武术，我当连长时，连队开展散打和武术训练，就让他当教练班长。”2017年，两人都立了二等功，何军晋升为三级士官。惠立峰说：“我们的战士很可爱，他们是连队的骨干、守防的中坚，也是边防精神最可靠的传承者、捍卫者。”
短短几天，我走访了从分区机关到基层部队多个单位，同几十位官兵深入交谈。他们当中有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甚至还有00后士兵。他们的学历比过去普遍提高，而责任意识和吃苦精神却不输前人。原因何在？
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坚守高原，无疑是一种崇高的奉献，而奉献的内涵又是动态的、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以李狄三和先遣连为代表的第一代阿里军人，能够走进阿里就是英雄；20世纪70年代，以袁国祥、丁德福为代表的又一代阿里军人，能够守在阿里就是好汉。今天，阿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变中又有不变：变化的是更新，不变的是传承，新人辈出与精神传承相得益彰。正如某边防团政委王英化所说：“新时代的高原军人应该有新的风采。我们不仅要求官兵快乐守防，健康生活，还要树立起更高的守防标准，肩负起新时代的强军使命和戍边职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年高原军人打造的“喀喇昆仑精神”之光仍在燃烧，就像一场奔跑不息的火炬接力，薪火相传，没有终点。
（本版照片由孙晓青、冯 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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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高原，蓝天白云，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
这里，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兵，在暴风雨雪与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中，书写着坚守中的坚守，诠释着边防军人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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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边关”征稿启事
多年前，“我”去过一个遥远的地方，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记忆中的那群人，守卫在高原雪峰之巅、天涯海角之滨，守卫在广阔草原深处、座座界碑之旁。和平是对他们青春的褒奖，忠诚是他们写下的岁月诗行。
那个遥远的地方叫边关，那群人是边防军人，那段记忆也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缕春风、一簇浪花……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边防部队建设日新月异，边防故事数不胜数。本版特别开设“我与边关”专栏，诚邀当年工作生活在边防一线的你，讲述难忘边防经历，记录当年的所见所闻，写出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悟，亦可通过今昔对比，展示边防部队新的时代风采。无论是一次采访经历，还是官兵口述的故事，任何一种家国情怀和边防体验都可以与大家分享。
稿件要求真实感人，富有真情，体裁不限，字数不超过5000字，并请提供两幅以上当年采访时的珍贵图片。期待您的参与，期待您的佳作。
投稿邮箱：jfjbcxj@163.com，邮件标题中请注明“我与边关”。
投稿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解放军报社军事新闻编辑室《中国边关》，邮编100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