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
10年前，单霁翔目睹了大灾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巨大损失，强力推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一处处坍塌的古建筑再次屹立，一座座博物馆重新开放，从气势恢宏的二王庙到古朴沧桑的藏羌村寨，众多文物古迹灾后修复重生，昭示着祖先的荣光与尊严。
虽已过去多年，那些感人的往事始终萦绕单霁翔的脑海。让他难忘的，不仅是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非凡经历，更重要的是重建过程中展现的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人文精神。
5月3日，单霁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我们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力量，四川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做法和经验，被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开创了全世界灾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灾后文化遗产保护，既是重建物质家园，也是重建精神家园
●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曾无数次发生地震灾难，但大灾之后能迅速对灾害遗址、遗迹进行完整保护的鲜有先例
●经过艰苦的灾后重建，文物保护水平得以整体提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旅游提升、经济发展，前所未有地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功能
●国际社会对我国震后文化遗产保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四川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做法和经验为全世界同行提供了重要借鉴”
人物名片
单霁翔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地震发生后，他30多次带队前往灾区，领导和指挥灾后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全国上百家文博单位倾力援助，以最大投入、最快速度、最好质量抢救修复灾区文物古迹。
做法
三个“第一时间”
尽快让文化遗产恢复生机
记者：“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力度前所未有，成效显著。举全国之力开展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基于怎样一种考虑？
单霁翔：地震灾区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受到根本性破坏，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遗憾。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尊重文化遗产与当地民众的情感联系、鼓舞重建家园信心的重要举措，是尊重灾区文化需求、保障灾区上千万各族同胞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既要重建物质家园，也要重建精神家园，这是一次传承中华文明的全民动员，也体现了文博人责无旁贷的理想与追求。
文化遗产与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密切，被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灾后文化遗产保护，也是尊重灾区民众在抗震救灾中无私奉献保护文物古迹的具体行动。
事实证明，经过艰苦努力，我们将灾后重建转化为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利契机。通过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使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得到整体提升；通过编制科学的保护规划，合理设定功能分区，拆除与文物原生环境不相协调的建筑，整治和优化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通过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努力使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成为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重建家园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记者：当时，灾后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时间紧、任务急、要求高、难度大的系统工程，却在短时间里让文化遗产恢复生机、重现了昔日风采，这是如何做到的？
单霁翔：地震发生当天，国家文物局立即停止了正在召开的会议，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做到了三个“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预案，建立应急机制。我们及时与地震灾区文物部门取得联系，当晚就发出做好灾后文物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动员各地文物部门全力以赴投入抗震救灾，采取紧急措施，坚决打好这场文物保护的硬仗。第二天一大早，紧急召集相关部门和专家研究部署灾区文物抢救工作。第三天，就赶赴灾区查看文物受损情况，迅速召开抗震救灾现场会，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应急部署。
第一时间实施紧急抢险，开展对口支援。国家文物局及震区各省市文物行政部门均紧急部署救灾工作。四川省文物局立即成立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领导小组，负责灾后抢救保护工程的组织协调。同时，国家文物局积极协调，成立了由省内外文物保护专家组成的灾后文物抢救维修保护工程专家组，负责文物抢救维修保护规划、方案技术指导、灾后损失评估，以及规划方案评审、工程预算审核等。古建筑维修、文物保护、岩土工程等相关专业的专家，赶赴各地受灾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评估，提出检查报告、采取应急措施，并对灾后文物抢救维修保护提出指导性意见。与此同时，全国文物系统的对口支援也相继展开。
第一时间科学编制规划，全力推动重建。震后不到两个月，国家文物局迅速组织完成了上百万字的损失调查、抢救规划、设计方案编制工作，对指导灾后文化遗产科学保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被国家发改委推荐为部门专项规划的参考范本。四川省文物部门在全国文物系统的全力支持下，及时抢救保护了一大批不可移动文物，对地震重灾区每一处文保单位和博物馆受损情况进行调查，编制《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害文物损失评估报告》《四川灾后文物抢救维修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
记者：这些紧急措施对灾后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单霁翔：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有7处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视，为灾后文物保护工作树立了强大信心。同时，第一笔总理预备费3000万元及时下达到重灾区。
灾区文物系统的全体职工弘扬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第一时间严防死守保护好野外文物，转移可移动文物到安全地方；第一时间调查受损文物情况；第一时间对倾斜、开裂的文物建筑进行了有效的支撑保护，对倒塌的文物建筑进行清理遮盖，排除安全隐患。在这期间，还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其中，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泽友，在地震中失去妻子等5位亲人，仍强忍悲痛领导全馆人员清点北川县文物损失情况，不顾频繁的余震，深入北川重灾区，征集了地震典型珍贵实物300余件。
成果
完整保护了灾难遗址遗迹
藏羌碉楼和村寨保护修复也极具亮点
记者：在四川灾后文物抢救保护中，您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典型案例有哪些？
单霁翔：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曾经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地震灾难。但是地震灾难过后能够像四川这样及时对灾难遗址、遗迹进行完整保护的还鲜有先例。
震后一周，我们就在四川省抗震救灾现场会上提出了地震遗址遗迹保护问题，此后也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了相关提案。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地震局、四川省政府等共同推动下，四川对北川老县城、汶川县映秀镇、绵竹市东汽汉旺厂区和都江堰虹口深溪沟等4处典型地震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并将北川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实施整体保护、在北川建了地震遗址博物馆等纪念设施。这一系列对地震遗址、遗迹的保护，体现了记录人类灾难史的深远意义，为后人开展研究留下了珍贵实物资料，这也是对全人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
此外，藏羌碉楼和村寨的保护修复也极具亮点。
藏羌碉楼和村寨既是传统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民族同胞的生活使用场所，保存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其中10个藏羌村寨和520余处碉楼，已列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保护中如何尊重民族传统、改善民众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桃坪羌寨和萝卜寨等的维修保护，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萝卜寨村民在受灾以后，原本已开始拆取老房子构件和木料准备搬迁，但一个族群离开家园后，民族传统文化必将更加弱势。为维护羌族文明繁衍生息之地的文化生态，决定原址、原样重建。我们采取了“以工代赈自救建房模式”，再举办文物维修培训班，为藏羌地区培养业务骨干，积蓄专业技术力量，整体提升了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对少数民族村寨实施的整体和系统保护，也真实、全面地保存了民族村落文化景观的历史信息。几年后我重访萝卜寨，看到这里在恢复传统建筑形制、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当地民众已能享有现代生活，做到传统与现代、保护与使用、人文与环境等多层次的统一与协调。
记者：除了这两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在您看来四川的文物保护工作在10年后还有哪些可喜的变化？
单霁翔：都江堰、青城山等景观游客熙来攘往更胜灾前的事实证明，经过艰苦努力，四川将灾后重建转化为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利契机：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得到整体提升；整治和优化了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努力使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成为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重建家园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10年之后，当时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江油李白纪念馆、彭州领报修院、德阳龙护舍利塔等文化遗产，都得以修复并重新开放。尤其都江堰古建筑群的及时、科学、高质量修复，对于恢复城市功能、促进都江堰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振奋灾区民众重建家园的信心，支撑旅游业和其它产业发展，提供社会就业岗位等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