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
他是杨帆，是中国第三批赴利比里亚维和武装警察部队成员。炯炯有神的双眼，壮实的臂膀，加上一脸灿烂朴实的笑容，他是远在一万三千公里之外的非洲大地上，140名维和警察队伍中最普通的一员，可他也有着最不普通的牵挂，系在万里之外的家乡营口。
杨帆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同时还是和他毕业于同一所武警院校的老学长。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的杨帆，对聚少离多这个词的理解是正面大于负面的，尽管自懂事开始，父亲似乎就没有在家过过除夕，但在小杨帆的概念里，母亲总是告诉他父亲的职业是奉献的、是伟大的，而父亲也始终在用自己的言行在诠释着职责和担当。等到长大成人，带着从小对父亲的崇敬和对军旅的憧憬，杨帆选择了军校，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军人。毕业后没几年，怀着莫大的使命感，杨帆又报名并通过选拔，成为了中国第三批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的成员。
他还记得那年是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他认真地说，在那样的一个屈辱的历史背景下，1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却可以强大到可以进行世界维和任务，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意义。“当时就想着，必须去！”杨帆一脸坚毅。
身后的父母也微笑着点头，可看向儿子的目光里却藏不住不忍和不舍。
杨帆的父母现在都记得为儿子加入维和部队签署同意书时的心情。母亲捧着那几张薄薄的纸看了又看，又是担心又是叹气，却又害怕电话那头的儿子听出来。“你签吧，我不管了。”说完，随即把同意书推给杨爸爸，自己进了屋；屋外，父亲偷偷掏出手机查了查利比里亚的情况，简单扫了几眼又把手机揣回了口袋。作为一个老兵，父亲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血性，听着孩子的介绍，他也为杨帆的选择感到自豪和兴奋，甚至自己都压抑不住跃跃欲试的冲劲儿。可作为一个父亲，他如何放心的下，儿子就此前往战火不断的利比里亚，更何况，当时还是埃博拉病毒正猖狂的时候。
执笔的手反复拿起又放下，父亲挠着有些白了的头发，进了里屋，看到杨妈妈翻出了杨帆的军校录取通知书，摩挲着上面的照片不说话，相顾无言，两人的眼眶都有些发红。
那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早晨，杨爸爸从爆竹声中的门外裹挟着寒风进了家门，电视机喜气洋洋的画面，家里却有些冷清，杨爸爸赶紧收拾了心情，招呼杨妈妈一起下饺子，在冒着热气的厨房里心照不宣地分散彼此注意力。可等到饺子上了桌，刚吃了两三个，杨爸爸就饱了……这些，杨帆不知道，他只是在万里之外的岗亭上，望着海边的月亮，在咸湿的海水里，鼻子却开始发酸。
每次难得回家，杨帆和父亲都有一个特殊的“仪式”，就是双手握拳，互相在胸口怼两下，像是战友哥们间的打招呼。以这样的方式父亲可以检查检查儿子是否依然壮实，儿子看看父亲的身体是否仍然硬朗。而母亲总是最幸福的，每每一家三口出门逛街，母亲两手各牵一个，把军人的手握在掌心，那种带着爱的安全感千金不换。
回家吧回家吧，任务结束就回到父母身边尽孝。
出去吧出去吧，儿子的职责和征途在星辰大海。
当这一家三口，两个军人，互相牵在一起，背影就不再只是目送的结语，更是等待重逢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