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上走来的“红十字”，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冲锋枪。井冈山红军茅坪医院旧址前，三尊衣衫褴褛的红军救护雕像，向今天述说着我军初创时期医疗条件之艰苦，闪耀着在战火中成长发展的“红十字”方队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战火洗礼“红十字”
■王根成 司秉涛 解放军报记者 孙兴维
一山奇峰秀水，千年楚风赣韵。
7月的井冈山，氤氲缭绕。历史的脚步在这里从未停留，而时空的画卷却在这里凝结成书。红军茅坪医院旧址前，三尊衣衫褴褛的红军救护雕像，向今天述说着我军初创时期医疗条件之艰苦，闪耀着在战火中成长发展的“红十字”方队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
“红医”摇篮
18岁的涂通今的命运改变，和红军的一次激战有关。
1932年，放牛娃出身的涂通今参加红军本想扛枪打仗，谁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重兵压境，前线红军伤亡惨重，急需大量医护人员，他被组织送往红军卫生学校，当了一名看护兵。
当时，涂通今的校长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贺诚，教员是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的李治。
红军建军初期，作战伤亡较大，医疗卫生条件差，毛泽东一直思考如何挽救负伤的红军生命、保存革命火种。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他注重指导建设红军医院和吸收、培养医疗人才。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宁冈成立第一所红军医院。后来，红一、红三军团相继成立后方医院。1931年11月，在贺诚的建议下，红军创办第一所军医学校，开始培养医务学员。同时，公共医院、制药厂、红色药房纷纷建立起来。
毛泽东对医生求贤若渴。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占领吉安，他听说当地有位名医叫戴济民，主动礼贤下士上门拜访，恭请戴济民参加红军。后来，戴济民携带自己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加入红军队伍，并筹办红军总医院，担任首任院长。
中央苏区医界有“四大金刚”——李治、傅连暲、戴济民、陈义厚，其中李治、陈义厚都是从国民党队伍里争取过来的。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俘虏了李治。毛泽东听说后，指示红军优待李治，积极做思想转化工作。
李治经改造后参加红军，先后担任第四医院军医、医务主任和第一医院院长，后来奉命筹建红军军医学校，任教员。1933年，该校和傅连暲的红色医务学校合并，改为红军卫生学校，李治负责教解剖、生理、细菌学。这一年，第二批学员涂通今毕业，任红3师8团军医。
长征出发前，红军卫生学校共培养出600多名军医班、调剂班、看护班学员，成为万里长征途中的救护骨干力量。长征路上，战斗激烈，伤病员多，医务人员紧缺。红军卫生学校趁部队行军休息、宿营时间培训短期学员，及时补充救护力量。还从每一个连抽调有文化的红军参加普通疾病防治和战场救护学习，确保医疗救护深入到战斗第一线。
红军到达陕北，经历战火洗礼的红军卫生学校已经壮大起来，先后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中国医科大学，教员队伍从李治、李维祯等6人扩大到20人。1938年，党中央抽调800余名知识青年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编成3个大队、7个分队，大批量培养医务学员。
这一年，已任八路军第2后方医院医务科科长的涂通今被派往中国医科大学“特训班”进修深造，逐渐完成从部队普通医生向外科专科医生的转变，成为我军医务工作独当一面的台柱子。
1941年，中央培养“高级种子”医生，中国医科大学成立首批研究班，从卫生部门抽调领导干部进修。同时，还从各军区、边区选调高级卫生干部直接到苏联专家阿洛夫身边学习。后来，涂通今走进莫斯科布尔科登神经外科研究所深造，回国后，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创建全军神经外科训练中心，先后担任解放军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成为我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
今天，我们从《涂通今医学文集》中可以看出中国医科大学早期的办学力量：很多教员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奔向延安的进步医务工作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治医生以上的医务人员都担任了临床教学。在延安办学期间，这些教员为八路军和解放区培养出1000多名医务学员，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