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改革是一门科学，我军改革始终坚持遵循规律、科学筹划
军事改革或军事革命，涉及多个军事要素系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从军事改革的支撑要素看，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和官兵素质。90年来，我军改革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遵循军事改革的科学规律，使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和官兵素质四者联动发展，不断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比如，在体制编制上，过去实行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是根据我军处于“边打边建”，长期以陆军为主、其他军种尚未充分发展，我国战略纵深广阔、国防任务繁重等实际确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独特贡献。但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出现了职能泛化、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相互掣肘、战略功能不强等问题，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把总部体制改为多部门制，把原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把第二炮兵改为火箭军，构建起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适应了军事技术特别是武器装备发展等对体制编制调整提出的系统性要求，主动进行一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军事改革。
军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项要素的改变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效益，必须科学筹划、体系配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从全局高度筹划，坚持科学思维方法，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使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呈现出整体性、体系重塑性、主动性等特征。我们既要坚决贯彻既定的改革决策部署，确保改革各项举措精准落地、精确落实，又要始终把握军事改革的科学规律，按照“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科学统筹、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军事改革是国家战略，我军改革始终坚持与国家改革发展步伐相协调
国防和军队改革，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同时也受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影响约束。比如，国家战略的变化，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国家行政体制和人力资源改革等都对国防和军队改革具有现实制约。而国防和军队改革每一项重大举措也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比如武器装备的研发与采购，军人退役的数量和规模，军人社会保障模式等都会影响到国家的科技发展、装备制造和社会就业等。
90年来，我军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把军事改革与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相协调，既服从服务于国家大局，又充分运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助推国防和军队改革。新中国成立后，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军队通过精简整编和集体转业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大批建设人才，在新疆屯垦的14个师集体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世纪50年代，先后近10万名转业复员军人分批挺进北大荒、发展商品粮生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强调军队要从国家大局上考虑自身改革和建设问题，并裁减常备军100万，实行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向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方向转变。近年来，我军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等新形势，同步推进军品采购、军队后勤保障等市场化、社会化改革，以及军队干部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取得良好效果。
90年来我军改革的实践启示我们，国防和军队改革只有站到国家层面进行筹划，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更深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才能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资源、聚合力量。新形势下，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军民融合发展成为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必然趋势。我们要紧紧抓住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契机，牢固树立军民融合新理念，积极探索以军民融合促进战斗力生成的路径方式，加快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运行体系和法规制度体系，主动转变军队建设和改革方式，为战斗力提升和生产力提高贡献双重力量。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