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国家危亡到民族复兴征程，关于中国共产党伟大牺牲品格的沉思录
■丁海明 张良
引子
1928年5月，周恩来扮作王姓商人乘客轮由上海赴大连，准备秘密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在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拦住了他：我看你不姓王，而是姓周。不是古董商人，而是当兵的。他们随手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张档案卡片，说：你就是周恩来。
不过，日本水上警察厅没有逮捕中国共产党党员周恩来。此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4人，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卢沟桥事变80年后的今天，体味这个看似寻常却奇崛的故事，我们不得不承认，1937年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不尽是狂妄和臆想——
史学家指出，为了柳条湖畔的“九一八”，为了卢沟桥头的“七七之夜”，侵略者已经觊觎了400年。早在全面侵华之前，日本已经绘制华夏地图无数，我山川地志、关隘兵要，乃至城镇乡村、田亩水井，均在其图上胸中。中国的政治派别、军事力量、经济外交等时政民情，无不在精研细琢之列。
卢沟桥事变80年后的今天，我们为当年日寇的千虑一失庆幸，他们放走了不该放走的周恩来，忽视了不该忽视的共产党。其实难怪，当时之中国，每天都有政党诞生，每天都有政党消亡，多少政党喊了两句口号，叫了两声主义，旋即消失在历史的沙滩上。
但，恰恰是这个共产党清醒地看到，欲打赢这场国力、军力和民心士气均相差悬殊的战争，唯有以牺牲凝聚人心，以牺牲铸就希望，以牺牲赢得胜利。她没有躲进书斋，绝不空谈主义，而是挽起裤腿站到了苦难人民的队伍里，卷起袖子扛起了敢于牺牲的旗帜，用腥风血雨中锻造的伟大牺牲品格唤醒了一颗颗沉睡彷徨的民心，挺起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未曾挺起的脊梁，奠定了泱泱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地位。
今天，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点上，我们从子长县瓦窑堡到延安杨家岭、枣园，由武乡县王家峪而左权县麻田村、黎城县黄崖洞，从这些红色圣地驻军营区，到传承当年抗战老部队薪火血脉的今日军营，一路行走，一路追问，一路祭奠当年前辈们在国家危亡之际的牺牲，一路思索今天的我们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如何传承牺牲品格……
一、一个政党和一面牺牲的旗帜
1、九一八事变后，当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实力不放一枪撤出东三省时，大批共产党干部奉命逆流北上，在黑土地上洒下第一滴抗争的鲜血
时间往往使人变得客观，让人渐渐懂得历史背后的无奈。
比如“九一八”——中国人心中永不结疤的伤口。86年了，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问，为何那一天，我们的军人不放一枪，一挥手便扔掉了东三省？
今天，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样一组数据，心中的痛和恨或许会减缓一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比例是4.4∶1；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4万吨，比例是145∶1；日本年产坦克330辆、大炮740门，中国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
后撤，放弃，保存实力，不能不说是当时迫不得已的选择。不止国民党军队如此。我们在瓦窑堡会议旧址看到，1935年秋天的红军将士们，也有一些作如此想。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战略问题》报告，指出红军要东渡黄河，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党内、军队也有少数反对的声音。
瓦窑堡会议会址
这些声音有其道理：其一是红军长征中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块，实在怕再失去；其二是红军体质弱，人数少，能否先巩固陕北，然后再去抗日前线？
所以，对于网上流传的“抗战时期八路军躲起来发展自己”的说法，一位老革命说：“九死一生之后，先求生存下来恐怕是任何一支武装力量的天然选择。有人从自己的站立点去猜想、揣测，也可以理解。但他们忘了，这个党是共产党，这支队伍是红军。”
1936年2月20日晚8时，万里长征未及歇的红军将士乘坐木船、羊皮筏子向黄河东岸冲去，挺进抗日前线。其实此前，无论生存环境多么艰险，共产党抗日的枪声从未停歇——
1931年，当国民党军队不放一枪撤出东三省时，大批共产党干部奉命逆流北上，在白山黑水间战斗了14年；
1934年7月，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中，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除了一路向西，还有一路向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一路飘红……
共产党不是不懂得牺牲。共产党恰恰最懂得牺牲。共产党知道，以弱敌强，唯有牺牲；共产党清楚，以弱胜强，唯有带头牺牲。这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