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战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协助陆军参加常德会战。
那次是9架轰炸机编成3个人字形，两边各有八架驱逐机作掩护。炸弹舱内挂有大捆的杀伤弹，轰炸目标是常德北郊的日军。我飞的高度是1000多公尺，看不到日军的散兵、马匹和微弱的高射炮烟，但只见有些日机背着阳光迎面飞来，初看只是远方有一朵白银花，转眼就看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冲着机头射击。旋见日机又在机头左侧拉升，机翼下两个“红膏药”衬着银白色机翼甚为明显。我还没看清它怎样转过来作第二次攻击，就听到自己飞机炮塔上的大口径双管枪枪声大作，日机随之被我射手击落。由于“B-25”轰炸机俯冲时速度可达到400多公里，所以日机不易做两次攻击。
上午炸过日军后，降落衡阳机场加油、挂弹，下午再战。可是下午总看不见日机来对抗。可见日本空军当时已无横行中国的本钱了。
衡阳是当时的重要前进基地，我们每天有20多架飞机活动，还有原驻站的十几架飞机，但机场停机坪极为拥挤。最要命的是：为抢时间，轰炸机要编队起飞，而跑道才三四十米宽，给编队起飞造成极大的困难。我机正驾驶是美空军丹尼士中尉，在编队起飞时，就曾吃到长机的尾巴风，以致飞机失去升力，一下右翼歪着要擦地，一下又左翼歪着。正在危急之时，丹尼士左转驾驶盘，想抬起右机翼，一下又右转驾驶盘，又蹬舵，如此左扳右扳，几下子甩丢了飞行帽，只见他头上大汗直流，直到长机离地，很快拉长了距离，我机才起飞成功。
俯瞰湘江西岸一片坟地，我突然意识到：未在广东家乡送命，未在常德前线送命，却险些在自己机场送了命！而丹尼士也因此不体面地离队回国了。
水面上的战斗
“常德会战”很快结束，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汉口、广州两大日本空军基地。对汉口方面，因无全歼日机的时机，所以只是采取单机车轮战夜袭。对广州方面，明攻和偷袭都没有取得成功。我们曾轰炸、扫射广州天河机场和白云机场日机，也不放松空袭香港启德机场和红碪船坞，以及双机巡逻南海、攻击日军船只，而且多次得手。
这时在印度改装的第一轰炸中队和第五驱逐大队也回国了，多了12架轰炸机和20多架“P-40”驱逐机。兵力增强后，就编队到长江一带作战，并派零星飞机攻击江上日军船艇。美空军有些改装了的新式战斗机“P-51”也投入了战斗。
不过，空战还是激烈的。当时广州日机就曾击落了一架美空军战斗机。轰炸九龙红碪船坞时，只见满天都是高射炮黑烟，我们投弹后右转俯冲脱离，经中山县附近返航桂林。
南海双机巡逻不外是封锁日本到南洋的交通线。对日艇施行低空轰炸扫射，曾炸沉不少船只。战斗中我机虽未被击落，但我中队美籍副中队长(忘其名)和美情报官以及机组的中国人员却撞山牺牲。
1944年上半年，我中队在长江上空单机巡逻中，曾被日机击落两架，击伤一架。这一架完全是中国机组，正驾驶为上海人张某，他在长江低空攻击日军，被击中后迫降安徽无为县，仅射击士一人受伤未死，经新四军医治并送返桂林。
(作者梁深 在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空军第一大队第二中队飞虎队队员。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文章刊用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