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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变化

第十次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的争论。根据当时所处的地理情况和政治军事形势，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两种方针存在严重分歧。毛、洛、周、朱等，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交换意见。张国焘全不考虑中央方针，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方针。

第十一次是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藏传佛寺里召开。会议由洛甫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会议确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可是，张国焘并不执行会议决定。以后又经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多次讨论，张国焘仍按兵不动，不执行北上东出方针，以至贻误了战机。

第十二次是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事件发生后，两个方面军分开，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命令，还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察觉报毛泽东。毛即与洛、博到周、王治病住地，举行常委会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脱离险境。9月12日，洛甫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迅速北上。9月17日，夺取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

第十三次确定落脚陕北。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国民党军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达。当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毛、洛、博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这些报纸大多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另外，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也缴获了几份报纸。聂荣臻即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即找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来核实情况。贾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看过报纸后很高兴，向叶谈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叶即把这些报纸拿给彭德怀。彭看后即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毛、洛、博翻读报纸，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么，到陕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便水到渠成！

9月22日，洛甫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表达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洛甫认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之苏区”。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宣布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他指出：红军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博古也根据报载材料写了《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洛甫和博古的文章同时登在9月28日刚刚恢复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这两篇文章传递并解释了中央落脚陕北的意向。

1935年9月27日，洛甫在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会议认为应该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并正式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由此，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陕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