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专家谈”系列文章④
抗日，是红军长征不曾改变的战略目标
■陈宇
叶剑英元帅
“红军抗日事长征”，是叶剑英元帅在1962年八一建军节感怀赋诗的首句，一个“事”字点明了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的关系，即红军长征不仅是进行战略转移求生存，而是有着更高远宏大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北上抗日救国。
这种胸怀，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军没有，却反而讥笑红军是“西窜”而已，这正应了那句古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即使在当代，也有人囫囵吞枣式的读史，视红军长征是“逃亡”。
红军长征，万里关山，险难重重，因为敌情变化，行军路线不断变化，倘若把这种灵活的机动理解为红军没有明确的目标，未免吹毛求疵。研究分析红军长征的进程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是分层次的，近期战略目标就是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略转移——求生存；中期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求发展；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全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北上抗日——求辉煌。
北上抗日，保证了各路红军长征的胜利，在政治方向和大战略指导等方面都体现着红军领导人对历史潮流的高超认知和调适，也给历史留下深刻的启迪。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就视抗日救国为历史担当和使命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九一八事变。资料图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一二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大声疾呼，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6月19日，距离红军长征出发之日还有4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表示：“时刻准备着动员我们数十万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动群众首先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朱德、毛泽东联名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号召“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
而蒋介石国民党军对红军北上的“围追堵截”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就是对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利益的背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惜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实行不抵抗主义。1934年至1935年，日本加紧对华北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控制，蒋介石却鼓吹“中日亲善”，继续推行妥协政策，签订《何梅协定》等，导致华北五省的主权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