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1935年二三月间，在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