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京三月记》:一名军医的亲历日记

来源:南方报业作者:朱成山责任编辑:董玥
2017-12-12 17:16

2004年8月17日,一个平常的日子。下午2时许,我仍像平常一样,上班后在办公室里平静地处理信函文件等公务。由于每天来信较多,并没有对其中一封厚厚的信件十分留意,但当我用剪刀剪开这封信函封口时,一本旧书和十几页发黄的纸张滑落下来,顿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定睛一看,这是一本没有封面和封底的旧书,以及十几页泛黄的手稿。根据多年来触及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经验,很快断定这是蒋公榖先生60多年前写的南京大屠杀亲历日记,书名为《陷京三月记》,此前本馆已收藏并已公开展示该书。令人吃惊之处在于随信寄来的白崇禧、程潜、张自忠、朱绍良、李济深、朱家骅、陈布雷、蒋鼎文、贺耀祖、何成濬、林尉等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高官用毛笔书写的手稿,且每封都有签名和盖有私印,其内容都是这些高官们读该书后评价的随想、声明和评论。

一本3万多字的薄书,何以能惊动原国民政府如此之多且声明显赫的权贵们重视呢?作者蒋公榖只是一名军医,又有何能耐“请动”这么多名高官来为这本书题词作序呢?

蒋公榖,1892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户书香门第,其叔叔是后来被蒋介石尊称为“老师”的中国近代军事家之父蒋百里(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因患心孔狭窄的先天性心脏病,并在小学时因病辍学赴日本,接受过日本名医井上哲次郎历时半年的治疗,并因此学会日语。他初时立志从商,曾考入杭州中等商业学校,青岛特别高等专业学校读书深造,后来辗转考入天津陆军军校学校,弃商从医,并从此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成为一名“军地两用人才”。在他的经历中,先后五次从军,五次在地方任职,但都与医疗救护、治病救人有关。他既参加过北伐军,也曾走向抗日最前线;既有在家乡办医院、在上海东南医院任教、在武汉市立医院当院长、平汉铁路卫生课课长等地方任职经验,也有在绥远鼠疫爆发后,担任疑似病院院长,勇敢地亲临鼠疫流行地救人生命的实践经验。这些特殊的经历,锻炼了蒋公榖先生的勇敢、善良、谦和、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品行,以及高超的医疗技术,成为一名经常与国民政府要员接触的一名“国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蒋公榖在“国难当头、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信念支撑下,毅然出任上海红十字会医务科长,参与淞沪战场对伤员的救护。同年10月,他接到北伐时期的好友金诵盘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赴南京协助其筹备野战救护处。他接电后,义无反顾地奔赴首都,投入到野战救护处担负的南京城防护工作。面对日军对南京城步步紧逼,原国民政府机关纷纷撤离南京,而金诵盘处长和蒋公榖奉命留守南京,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救助伤员而忙碌不止。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城后,旋即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惨案,金诵盘和蒋公榖两人避难于南京难民区内的原美国大使馆(南京上海路),蒋公榖以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的亲身经历。

1938年2月25日,金、蒋二人化装成小贩,以无锡难民的身份逃离日军控制下的南京,将珍贵的日记带出“虎口”。1938年8月,蒋自费在重庆印刷成书,赠送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一时间,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成为人们了解南京城沦陷,日军制造大屠杀惨案真相的热点图书。

1943年初,蒋公榖先生终因劳累过度,使之心脏病复发,在重庆逝世,享年52岁。先葬于重庆郊区猫儿石公墓,后亲属将其灵枢移葬于家乡海宁县赞山头。

1981年,时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的蒋公榖胞弟蒋复璁先生,在台湾社再次印刷了《陷京三月记》,并邀请顾祝同将军题写书名,蒋复璁作了“跋”。遗憾的是,仍然未能交出版社出版。与1938年8月的“私家版”印刷性质一样,并没有成为正式出版物。该书除了加注序和“跋”之外,正文内容完全与1938年8月版一致,并且版式(竖排版)字体(繁体版)完全一致。时隔68年,这本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在南京出版社出版,既是该书在长达半个世纪后首次成为正式出版物,也是首本中文简体版本;既为广大读者增添了一本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图书,也是对蒋公榖先生在天之灵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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