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的头衔。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
当年2月7日，向哲浚和裘劭恒一到东京，就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名单中，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首领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知道这名战犯已经自杀，第三则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
国民党政府最初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是走过场，但对于采取英美诉讼程序的军事法庭，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中国方面的一纸名单，对于检察方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难重重。
但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刚开始百般抵赖，但很快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他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裘劭恒回忆说。
“裘先生工作能力强，是检察官的得力助手。”高文彬评价说。在日工作半年之后，首任检察官秘书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他的遗缺由翻译高文彬接任。
解放之后，裘劭恒所受到的冲击比高文彬小得多。他先于上海外语学院任教，1980年，突然接到了“火速进京”的通知。当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到时，被告知已内定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要他与邹瑜(曾任司法部长、中华全国法学会会长)一起，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进行解答“林、江两案”的一些法律问题。不久后，特别法庭庭长江华通知裘劭恒，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任命他担任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
隐退之后，他又返回上海居住。也有不少媒体走进他的生活，尤其是在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时候。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与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所有人一样，秉承着这样的态度：历史不容篡改，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