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面对传说中的东海仙山，李白尚且发出如此感慨，那么更为浩渺的南海，以及散落其中的南海诸岛，又是何时让远居中土的国人知晓它们的存在呢?
多位学人通过对古籍的反复考证，发现早在公元前200多年前秦汉，我国先民已在南海航行和生产，由古代学者、旅行家、航海家及渔民等对南海诸岛进行的论述、描绘，散见于上百种古籍之中，且各书所录，内容颇多相同，尤其是志书。随着航海活动的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典籍中所体现出的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愈加丰满和准确。
“涨海”之初印象
地理史学家鞠继武认为，我国最早记载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古籍，是公元1-2世纪东汉时由杨孚撰写的《异物志》，此书早已失传，但有不少类书引录其文。据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明朝正德残本影印本《异物志》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礁石。”“涨海”是古代中国人对南海的泛称，“崎头”是古代中国人对岛礁、滩、沙洲的泛称，这是当时或以前中国人对南海及南海诸岛原始性的地理认识。
三国时，吴国派朱应和康泰远航南海，访问扶南国(柬埔寨古代国家)，康泰在其所著《扶南传》中提到“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古，珊瑚生其上也。”“珊瑚洲”即露出水面不太久的珊瑚沙堆积成的沙洲，“盘石”即礁盘，这明确了南海诸岛的结构。
另在三国吴国人万震著《南州异物志》中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磁石”指暗礁暗滩，意为南海暗礁暗滩多，来往船只搁浅难脱，象被磁石吸住一样。这是经营南沙群岛的中国古代人对南沙群岛航行方位、距离和海况的记录，并表明已初步掌握到南海的基本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表示，至隋唐两代，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达西沙群岛。
《隋书》记载，公元607年，“(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看指西沙群岛。
“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名称渐统一
唐宋时，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中国人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更趋频繁，对珊瑚礁有了更多的认识，据厦门大学教授林金枝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而地名相对集中，表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
《旧唐书》卷41“地理志、岭南道、振州”和宋代赵汝适《诸蕃志》海南条中记述，至唐末，在琼州设置了都督府，把西、南、中沙群岛已划入行政区，隶属振州管辖。此后，大陆中原王朝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从未中断过。
南宋的周去非在岭南为官多年，他于1178年撰写的《岭外代答》中，具体指出南海中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这里的“交洋”即“交趾洋”，为现在北部湾。
清代人徐松整理的《宋会要辑稿》载：“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复溺者十七八。”据方位，这里的“石塘”指今南沙群岛。此后史书往往用“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以及类似的称呼泛指或专指南海诸岛。
元代时，中原大陆和南海诸岛的交通更为频繁，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传统区域，还是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据《元史·史弼传》记载，1293年，元将史弼率军五千去爪哇时，曾“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1329年至1345年曾亲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在其于1349年所著《岛夷志略》中，提出对南海诸岛整体的认识，明确记述了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
明代政治家唐胄于1521年编纂的正德《琼台志》“疆域”条记：琼州府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并把西沙、南沙群岛作为我国的海防区域。
海南诸岛被列入地方志“疆域”条，进一步说明是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在方志鼎盛的明清，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万州志》等许多地方志书，都辑录有西南中沙群岛的资料，列为海南岛的附属岛屿。
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各种手抄本或口授形式流传于世代渔民的民间航海指南《更路簿》，才经由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搜集、整理、研究而得到重视，但他们所记载的地名、航线，所绘的海图，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对海南日报记者表示，《更路簿》深刻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四个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虽然长时间没有收录于典籍中，可是它们作为指导渔捞实践活动的实用工具书，以及中国南海海洋文化遗产，价值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