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谓绥靖政策，是一种对侵略行为姑息纵容、退让屈服，甚至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同侵略者做交易的政策。二战前夕，英、法、美等国曾热衷于此，张伯伦寄厚望的慕尼黑会议，便是其投羊喂虎的代表作。
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动，美、英也奉行过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宣称：“我们不能忽视避免太平洋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主义的威胁，足以诱导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去保持另一翼的和平。”在1941年4月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中，美国甚至打算促使“蒋政权和汪政权合流”，并承认“满洲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绥靖政策非但没能满足法西斯的胃口，反而助长了其侵略气焰。严酷的现实破灭了和平的幻想，战争的硝烟警醒了善良的人们。随着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一批意志坚定、直面战争的政治家登上二战舞台。
中国是最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国家。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烽烟遍地，势如燎原。
取代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直言不讳地抨击绥靖政策：“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他能给鳄鱼以足够的食物，鳄鱼就会到最后才来吃他，所有人也都希望，这场暴风雨会在吞噬他们之前便偃旗息鼓。”
法国贝当政府1940年6月22日投降后，戴高乐将军迅即在伦敦发表广播声明，树立起“自由法国”的旗帜。他说：“战争没有失败，国家没有灭亡，希望没有破灭。法国万岁！”
一年后的6月22日，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联和美国的直接参战，使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力量进一步壮大，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家宣言》应运而生。
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指出：虽然希特勒可以轻而易举地恫吓欺骗像张伯伦、达拉第等外表可怕、内心天真的政治家，但当他面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等人时，他才真正遇到了强于他的对手。
（四）
从一战初期的求战及后期的反战，到二战将临的畏战、避战，直至不得已而死战，人们在争取和平的泥泞中踯躅而行，见证过拿和平做交易的龌龊，也体验过受欺骗被出卖的痛楚。痛定思痛，面对用战斗和牺牲换来的和平，人们终于明白，对付法西斯这个魔鬼，绝不能心存幻想。幻想魔鬼理性，和平便成幻影；敢同魔鬼较量，方能遏制战争。
中国是不乏兵家智慧的古老国度。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出诸葛亮用兵理政的大智慧。自古知兵非好战，深知用兵之道者，并不喜欢靠战争解决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争取和平的最高境界。当然，这要以实力为基础，并且拥有敢于在必要时展示这种实力的钢铁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散尽。然而70年来，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绵延至今。这些局部战争，有的离我们很远，有的离我们很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民族复兴伟业的步步推进，我国周边暗流涌动，很不平静。有的国家甚至强化军事同盟，其意欲何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诚如斯言。我们爱好和平，但是决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是决不惧怕战争。积二战胜利之经验，我们深知，最坚决的反战是备战，最常态的备战是居安思危不忘战。
古今中国，总有那么一群人，为了国家安全闻鸡起舞，枕戈待旦。
当代军人，理应成为这个群体的中坚和骨干。
